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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志》的價值,漢書五行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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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五行理論在西漢時期十分流行,五行術也是西漢時期處於獨尊地位的一種方術。這一事實讓班固看到了陰陽五行的價值,他不僅在《漢書•藝文志》里特意為五行類著作留有一席之地,記載了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五行類著作,而且還特設《五行志》,以《尚書•洪範》有關五行的論述為綱,依照五行與五事順序,記載了西漢之前與五行相關的許多災異事變,為人們認識和了解西漢之前的中國歷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陰陽五行理論是從《尚書•洪範》“初一曰五行”及“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衍化而成的。所以,各種五行類著作不論如何演繹其理論內容,怛最基本的出發點,都是《尚書•洪範》有關五行的表述。可以說,《尚書•洪範》奠定了陰陽五行的理論基礎。

班固顯然是高度認同這一點,所以,他在《五行志》中幵宗明義地指出凡此六十五字(即《尚書•洪範》中“初一曰五行”一段話),皆洛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裡。”在班固看來,陰陽五行具有特殊的意義,是觀察國運盛衰的一把就開始寫《春秋》。這兩部書述陰陽五行之事,尋其事變緣起,皆效法《尚書•洪範»,揭示人事與天道之間的內在聯繫,所謂“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陰陽五行不僅僅是一種理念,也不僅僅是構成世間萬事萬物的基本元素,而是承載着天人之道,反映出天人關係。若要究天人之際,循自然之道,察社會之變,觀人事之由,就不能不從陰陽五行着眼着手。班固在《漢書》中特設《五行志》,正是基於對陰陽五行的這樣一種認識和把握。於是,班固把西漢之前發生的重要事變都和陰陽五行聯繫在一起,並引用董仲舒和劉向、劉歆父子等人的解釋,表明自己對這些異常事件的態度。譬如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台發生大火,新建成不久的柏梁台付之一炬。在此之前,曾經颳了一場大風,把柏梁台上的房頂吹開。因為宮中接連發生了兩次災異事件,有人就據此預言朝廷將發生重大變故。果然,過了不久,就發生了漢武帝時期最大的一次宮中之變,即所謂的“巫蠱之禍”。

“巫蠱之禍”是發生在漢武帝後期的一次重大事變。漢武帝晚年多病,對神仙之術和方術更加迷信,對許多事情也更加敏感。於是就有人抓住機會大搞誣陷,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孫賀被人誣陷,說他用巫術詛咒漢武帝,在馳道上埋設木偶人,詛咒漢武帝早死,結果公孫賀被投進大牢,竟然死在獄中。緊接着第二年就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巫蠱之禍”,漢武帝寵臣江充誣告太子劉據在宮中埋有木偶人,詛咒皇上早死,以便自己早日登基。太子聽說這件事後,十分恐懼,因為巳有祇相公孫賀的前車之鑒,他知道皇上最忌諱這樣的事,即使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於是鋌而走險,殺死江充和胡巫。漢武帝得知消息,勃然大怒,令祗相劉屈犛率大軍追捕太子。太子此時巳是開弓沒有冋頭箭,便發兵抗拒,與丞相大戰五日,雙方戰死者多達數萬。最後,太子劉據兵敗自殺。

“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可以說上很多條,但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漢武帝迷信神仙之術和方術,並且又敏感多疑。可是,當這件事情出現在班固的筆下時,就和桕梁台大火及征和二年(前91年)涿郡鐵官鑄鐵錢時鐵屑直飛上天聯繫在了一起。柏梁台建在未央宮中,柏梁台大火,則預示着宮中將發生重大變故;而涿郡鐵屑直飛上天,則和涿郡太守劉屈犛直接被提升為左丞相一事相聯繫。柏梁台失火與“巫蠱之禍”,原是互不相干的兩件事情,二者之間本來沒有什麼聯繫。但是,如果用陰陽五行學說來解釋,其中的聯繫就是必然的了。《洪範五行傳》中有這樣的話:“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所以,班固就把西漢之前所有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的事,都和五行中的火聯繫起來,視宮中或其他重大火災為朝廷發生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等非常事件的原因所在。

在班固看來,朝廷發生的異常變故,都與陰陽五行有內在的聯繫,所以,他在《五行志》中總是先引述《洪範五行傳》中的話,如“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人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治宮室,飾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都是把五行和軍國大事聯繫在一起,為軍國大事發生異常事變尋找理論根據。今天看來,班固這種做法很可笑,即使不是“拉郎配”,也是張冠李戴,因為五行和朝廷或國家發生的異常事變,是根本不搭界的兩回事。可是,在陰陽五行盛行的兩漢時期,陰陽五行理論已經深入人心,很多人對陰陽五行與國家大事之間的聯繫深信不疑。即使是在兩漢以後,陰陽五行理論依然很有市場,一些正史如《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等,皆仿《漢書》之例設置《五行志》,通過五行分類的形式,把各個朝代發生的重大事件或異常事變,繫於五行之下。儘管陰陽五行與那些事件之間原本沒有絲毫的聯繫,儘管記述這些事件的史學家也未必相信會有聯繫,但他們還是一如既往地按照五行分類,來記述這些事件,並且常常給人言之鑿鑿之感。

史學家撰寫《五行志》,認同的是“夫帝王者,配德天地,恭弘=叶 恭弘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的思想觀念(《晉書•五行志》),所以,他們有意識地把各種災異事變聯繫在一起,分門別類,繫於五行之下。他們不辭辛勞地一件一件記述,一代一代記述,無意中強化了人們這樣一種觀念:國家、朝廷、社會以及人事的重大變化,都是和陰陽五行相聯繫的,它們和陰陽五行的關係,如影隨形,如響回聲,形聲在前,影響立見。以此為前提,人們的陰陽五行觀念也得到了強化,這就為陰陽五行理論的流行提供了廣泛的思想文化基礎。陰陽五行理論以及建立其上的陰陽五行術,能夠在中國社會長期流傳且長盛不衰,史學家起到了術士們所不能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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