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五行理論在西漢時期十分流行，五行術也是西漢時期處於獨尊地位的一種方術。這一事實讓班固看到了陰陽五行的價值，他不僅在《漢書•藝文志》里特意為五行類著作留有一席之地，記載了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五行類著作，而且還特設《五行志》，以《尚書•洪範》有關五行的論述為綱，依照五行與五事順序，記載了西漢之前與五行相關的許多災異事變，為人們認識和了解西漢之前的中國歷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陰陽五行理論是從《尚書•洪範》“初一曰五行”及“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衍化而成的。所以，各種五行類著作不論如何演繹其理論內容，怛最基本的出發點，都是《尚書•洪範》有關五行的表述。可以說，《尚書•洪範》奠定了陰陽五行的理論基礎。
班固顯然是高度認同這一點，所以，他在《五行志》中幵宗明義地指出凡此六十五字（即《尚書•洪範》中“初一曰五行”一段話），皆洛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裡。”在班固看來，陰陽五行具有特殊的意義，是觀察國運盛衰的一把就開始寫《春秋》。這兩部書述陰陽五行之事，尋其事變緣起，皆效法《尚書•洪範»,揭示人事與天道之間的內在聯繫，所謂“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陰陽五行不僅僅是一種理念，也不僅僅是構成世間萬事萬物的基本元素，而是承載着天人之道，反映出天人關係。若要究天人之際，循自然之道，察社會之變，觀人事之由，就不能不從陰陽五行着眼着手。班固在《漢書》中特設《五行志》,正是基於對陰陽五行的這樣一種認識和把握。於是，班固把西漢之前發生的重要事變都和陰陽五行聯繫在一起，並引用董仲舒和劉向、劉歆父子等人的解釋，表明自己對這些異常事件的態度。譬如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台發生大火，新建成不久的柏梁台付之一炬。在此之前，曾經颳了一場大風，把柏梁台上的房頂吹開。因為宮中接連發生了兩次災異事件，有人就據此預言朝廷將發生重大變故。果然，過了不久，就發生了漢武帝時期最大的一次宮中之變，即所謂的“巫蠱之禍”。
“巫蠱之禍”是發生在漢武帝後期的一次重大事變。漢武帝晚年多病，對神仙之術和方術更加迷信，對許多事情也更加敏感。於是就有人抓住機會大搞誣陷，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孫賀被人誣陷，說他用巫術詛咒漢武帝，在馳道上埋設木偶人，詛咒漢武帝早死，結果公孫賀被投進大牢，竟然死在獄中。緊接着第二年就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巫蠱之禍”，漢武帝寵臣江充誣告太子劉據在宮中埋有木偶人，詛咒皇上早死，以便自己早日登基。太子聽說這件事後，十分恐懼，因為巳有祇相公孫賀的前車之鑒，他知道皇上最忌諱這樣的事，即使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於是鋌而走險，殺死江充和胡巫。漢武帝得知消息，勃然大怒，令祗相劉屈犛率大軍追捕太子。太子此時巳是開弓沒有冋頭箭，便發兵抗拒，與丞相大戰五日，雙方戰死者多達數萬。最後，太子劉據兵敗自殺。
“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可以說上很多條，但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漢武帝迷信神仙之術和方術，並且又敏感多疑。可是，當這件事情出現在班固的筆下時，就和桕梁台大火及征和二年（前91年）涿郡鐵官鑄鐵錢時鐵屑直飛上天聯繫在了一起。柏梁台建在未央宮中，柏梁台大火，則預示着宮中將發生重大變故；而涿郡鐵屑直飛上天，則和涿郡太守劉屈犛直接被提升為左丞相一事相聯繫。柏梁台失火與“巫蠱之禍”，原是互不相干的兩件事情,二者之間本來沒有什麼聯繫。但是，如果用陰陽五行學說來解釋，其中的聯繫就是必然的了。《洪範五行傳》中有這樣的話：“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所以，班固就把西漢之前所有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的事，都和五行中的火聯繫起來，視宮中或其他重大火災為朝廷發生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等非常事件的原因所在。
在班固看來，朝廷發生的異常變故，都與陰陽五行有內在的聯繫，所以，他在《五行志》中總是先引述《洪範五行傳》中的話，如“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人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治宮室，飾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都是把五行和軍國大事聯繫在一起，為軍國大事發生異常事變尋找理論根據。今天看來，班固這種做法很可笑，即使不是“拉郎配”，也是張冠李戴，因為五行和朝廷或國家發生的異常事變，是根本不搭界的兩回事。可是，在陰陽五行盛行的兩漢時期，陰陽五行理論已經深入人心，很多人對陰陽五行與國家大事之間的聯繫深信不疑。即使是在兩漢以後，陰陽五行理論依然很有市場，一些正史如《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等，皆仿《漢書》之例設置《五行志》，通過五行分類的形式，把各個朝代發生的重大事件或異常事變，繫於五行之下。儘管陰陽五行與那些事件之間原本沒有絲毫的聯繫，儘管記述這些事件的史學家也未必相信會有聯繫，但他們還是一如既往地按照五行分類，來記述這些事件，並且常常給人言之鑿鑿之感。
史學家撰寫《五行志》，認同的是“夫帝王者，配德天地，恭弘=叶 恭弘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的思想觀念（《晉書•五行志》），所以，他們有意識地把各種災異事變聯繫在一起，分門別類，繫於五行之下。他們不辭辛勞地一件一件記述，一代一代記述，無意中強化了人們這樣一種觀念：國家、朝廷、社會以及人事的重大變化，都是和陰陽五行相聯繫的，它們和陰陽五行的關係，如影隨形，如響回聲，形聲在前，影響立見。以此為前提，人們的陰陽五行觀念也得到了強化，這就為陰陽五行理論的流行提供了廣泛的思想文化基礎。陰陽五行理論以及建立其上的陰陽五行術，能夠在中國社會長期流傳且長盛不衰，史學家起到了術士們所不能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