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兩千年易學發展史上的“兩派六宗”皆有微詞，提出只有《周易·大象傳》體現了易學的真精神。筆者對於紀曉嵐此一見解可以說佩服萬分。從易學的發生源頭說，《周易》是一部占筮之書，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周人隨着理性的張揚，已經超越了占筮的局限，將它升華為一種關於境遇與境界的智慧。然而對於此點，後世只有極少數的思想家才領悟到。
在《易》學史上一直有兩個傳統，一個是“筮占”的神秘傳統；一個是“演德”的人文傳統。筮占的神秘傳統本是殷人的傳統，而“演德”的人文傳統則是由周人開創的。
《呂氏春秋·勿躬》說“巫咸作筮”，巫咸為商王太戊（約公元前十六世紀）之臣，這意味至少在商代筮法已然存在。上一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政烺先生破譯甲骨文、金文中所見“奇字”，發現這些“奇字”乃是一種数字卦，它們分屬商、周兩個時代，而在商代就已經有了六爻的重卦形式。数字卦的發現支持了筮佔起源於商代的傳統說法。而對《史記》、《漢書》較晚提出的“文王演《周易》”發明重卦的說法提出了挑戰。筆者十年前曾撰寫《“文王演〈周易〉”新說》一文（發表於《哲學研究》1997年第3期），依據《易緯干鑿度》所說“演德者，文（王）”等資料，提出文王對於《周易》的貢獻乃在於“演德”，而不是發明“重卦”，文王“演德”之書作為“人君南面之術”藏於秘府。另外周人又改編殷《易》為《周易》(指卦、爻辭)作為“神道設教”之術而掌於卜史之官。這兩種書一直是分傳的，並未合在一起。因此，歷史上有一個重要的事實需要體察：有秘府之《周易》，有方術之《周易》。秘府之《周易》用於“演德”，方術之《周易》用於占筮。
那麼，秘府之《周易》是什麼呢？韓宣子聘魯所見之《易象》是也。《左傳·昭公二年》記載：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魯昭公二年為公元前540年(當時孔子只有十二歲)，韓宣子(韓起)是晉國新執政的大臣，他代表晉侯來祝賀魯昭公新繼位，修盟通好(當時晉為盟主國)，受到特殊的禮遇，節目之一就是請他觀覽魯國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與《魯春秋》。中國人自古有寶愛故籍，尊崇先聖先賢的傳統。若是自己父祖所傳之典籍，奉之不啻神物。魯國是周公的封國，魯公室作為後裔典藏、寶愛文王、周公之書是很自然的事。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於此條下疏曰：
大史氏之官職掌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觀書於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嘆周德。
又說：
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聖德，能作《易象》故也。
他說周人所以能得天下，是由於“文王有聖德，能作《易象》”的緣故。問題在於，文王所作的《易象》究竟是一部什麼書？韓宣子的讚歎頗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我們可以把韓宣子的話作這樣的理解：《易象》一書堪稱修德的典範和立國的綱領，此書由文王創製，而由周公完成。周文王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以地方不過百里的“小邦周”要戰勝統治天下的“大邦殷”，唯以“陰修德行善”(《史紀"周本紀》)，爭取與國為國策。羑里為殷地，文王被囚於此，會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術，文王對之加以損益改造，其用心並不在於把它當作打發寂寞無聊的玩藝兒，而是為日後以周代殷作一種思想理論的準備，因而作《易象》。
這是一部以卦象形式設定不同的處境來建立道德原則的。實際上，《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導周貴族如何“王天下”的統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術”，向來藏之秘府，並不傳佈於民間，一般人極難見到。當初，周公受封於魯，因其輔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於魯。伯禽就封國時，“備物典策”(《春秋左傳·定公四年》)，韓宣子所見《易象》很可能是當時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書籍在驪戎之難已失，所以韓宣子說：“周禮盡在魯矣!”
孔子生於魯國，並曾相魯，他以“述周公之訓”為職志，應該親眼看到大史氏所藏之《易象》。孔子說：“五十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矣。”又說：“不佔而已矣。”應該是就《易象》說的。以往學者對孔子與《易》的關係有過許多討論，但都沒能解釋學《易》與“無大過”之間的必然聯繫，而從本文觀點看，這個問題是簡單明了的：因為《易象》是“演德”之書，不是筮占之書，如果懂得在不同境遇下如何修德，當然也就會“無大過”。長沙馬王堆帛書本《周易·要》有這樣的內容：子貢問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觀其德義耳。”“史巫之筮，鄉（向）之而未也。”孔子研習《易》理，走的是文王、周公“演德”的路線。荀子講“善為易者不佔。”(《荀子·大略篇》)這種“不佔之《易》”乃是儒家之《易》的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