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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的深邃:聯想與想象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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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由現實生活和自然界種種人事、物事的具象,轉化為蘊含隱喻意義的意象,繼而又對意象隱喻——象徵意義開掘,此中,還显示了我們的先人另一種形式的思維能力,那就是聯想與想象思維。聯想、想象思維與形象、意象思維聯袂而行,又與隱喻——象徵思維互為因果關係。從八經卦的擬制、六十四別卦的演成,到“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先人們的聯想與想象思維能力經歷兩級開發:前一級開發由顯至隱,更多運用於從無到有的創造;后一級開發由隱至顯,更多運用於對象徵意蘊、隱喻精義的积極接受、深入開掘而後又有由此及彼的出色發揮和再創造。創造與再創造的兩大工程,聯想與想象思維都在其中起着巨大組織作用,設若沒有它們再一次發生作用,更不能將一個個意象所包容的隱喻意義,“應用在許多人事方面”。聯想與想象思維之功,大矣哉!

六十四別卦以卦名而分,實際可歸為兩大類:“以物象”和“雖取物象乃以人事”示義者,姑且統稱為具象卦;“以象之所用”而名之以示比較純粹的吉凶禍福等種種觀念者,姑且統稱為觀念卦。想象與聯想都指向比較具體的情境,這樣,在具象卦中,則是由此種物象(包括人事)經過想象、聯想,產生另一些物象(實即意象化的新象),如《漸》卦由“山上有木”漸長漸高之象,經聯想、想象而推出動態感強烈的鴻雁飛翔的鮮活意象;又如《履》卦本義是足履大地,舉步投足要謹慎留心,於是想象出一個現實生活中不大可能有的現象:“履虎尾,不哇人”,走在老虎之後,老虎不回頭咬你——

那就足以告誡你該何等的小心翼翼。在觀念卦中,觀念經想象與聯想而至有具象和具體的情境呈現,如《乾》卦的“健”的觀念,經擬想出“龍”的“在田”、“在淵”、“在天”而表現,“健”與“龍”在聯想與想象中合而為一;又如《中孚》卦的“信”的觀念,經聯想以守信風的“豚魚”及鶴鳴子應而表現,展現“信”的具體情境。這些可說是理念藉助想象與聯想獲得“感性的顯現”。

在作《易》者種種聯想、想象而創造了隱喻——象徵的意象系列的基礎上,又在廣度和深度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乃至時有新的想象與聯想,則是《易傳》的作者們!他們本是擔當著闡釋卦象、卦爻辭的任務,可是他們不滿足於被動地作一般的解詞釋意,而是充分調動自己豐富的想象與聯想能力,對每個別卦的象與義都作出了能動的演述和發揮,以至使不少卦象與爻象、卦辭與爻辭展示出一種全新的境界,充分體現了時至戰國時代的知識分子,再不是只會“想象某種真實的東西”,而且達到了“能夠真實地想象某種東西,,的較高思維水平。雖然,他們的想象和聯想,較之卦爻辭作者少了一些樸實的生活氣息,但其思維指向涉及宇宙萬象、國家大事、人生境遇及社會生活“形而上”的各個層面,更充實了哲學、政治、文化、道德倫理等各種學說的內容。或許正是因此,《易傳》與《易經》能合稱《周易》而流傳於世,並被冠為“六經之首”。

《易傳》中對六十四別卦有全面涉及的是《彖》、《象》二傳(《象》還深入到了每一爻)。按自漢以來《經》、《傳》合一的編排慣例,《彖》列於《象》之前(據高亨先生考證,《彖》作於《象》之前)。其實,《象》以卦象和爻象為依據而闡釋卦名、卦義及爻象之義,有着更直接的想象與聯想;而《彖》或從卦的剛柔之質而及剛柔相推,或從卦位和爻位,多層次、多方位地釋卦名與卦辭,其想象與聯想更多地上升到抽象的演繹,其深度與廣度超過了《象》。清末山東學者宋書升著《周易要義》,將《卦象傳》置於《彖象傳》之前,或許就在由淺入深的考慮。

《象》所體現的聯想與想象思維的特點是:每一別卦的上、下經卦,依其所代表或象徵的自然物象,盡可能將二者聯繫起來,構成一幅可感性很強的自然現象或社會、人事、生活現象的圖景,然後憑此圖景進行聯想,推導出種種人事道理,展現種種人文景觀。六十四則《象》辭(為區別於三百八十四則“爻象”辭,又稱《大象》辭),都是一個簡潔、優美的文句,描述一個意味深長的圖景,聯及一個意義或深或淺的道理。現略舉精彩的幾例:

《蒙•象》:“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將下“坎”(水)與上“艮”(山)的經卦迭合,化成了優美的山間景象,使我們想起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佳人》)、王維“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等名句的詩情畫意。君子應象山澗之泉,清潔純凈;又像泉水那樣,順勢而流,果決而行,奔向江河大海,將自身的美德滋潤世道人心。《周易會通》引真德秀語云:“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雍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然不避,故終能成大川。”又引伸了“君子果行育德”之義。

《小畜•象》:“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將下“乾”上“巽”之象,化為“大風起兮雲飛揚”的壯觀景象,氣勢非凡。風吹雲飛,雲彩因而變化出種種美的形態,這是天空中的文章,司空圖《詩品•豪放》有雲:“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君子的道德文章,應像如此天風浪浪中演化而成,“小畜(蓄)”於身,然後為世之大用。

《大壯•象》:“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卦象為下“乾”上“露”,此是直寫,但四字的語感給人以雄壯之威,雷聲隆隆滾過高遠的蒼穹,於“大壯”卦名也十分切合。在古人心目中,“雷”又是一種懲誡異端的力量,非禮之人可能受到雷擊,現在民間還流傳雷擊不孝父母的逆子之說。孔穎達雲:“盛極之時,好生驕溢,故於‘大壯’,誡以‘非禮弗履’也。”這一聯想推導,頗出人意想之外。

《象》對卦象施以更生動活潑的想象而後聯想、推導,大大擴充了古老的《易》在現實生活中的指導作用。將《象》辭與原來的卦辭比較一下,我們便可說它對卦辭作了积極的接受,並有很大程度的再創造。《蒙》卦辭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說的是對幼童進行正確的啟蒙教育,與“君子果行育德”有人格層次的不同。《小畜》卦辭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與“君子以懿文德”之義相去甚遠。《大壯》卦辭唯“利貞”二字,無具體內容,“君子以非禮弗履”完全是新的發揮。即使這些意思已潛藏在各卦的隱喻場中,《象》也使其由隱而顯了。

至於《彖》,或許更早於《象》,或許其作者更具哲學的頭腦,它更謹慎地遵循卦辭之說、卦位所求及陰陽剛柔之觀念而發揮一卦之義,想象與聯想因理性判斷的滲透較深,常常使感性美與理性美融為一體。如《乾•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描述了一幅宏觀宇宙的壯麗景象,又有理性的光輝閃耀其間,較之《象》僅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顯然其內涵境界更為闊大舒展。下面也取三個卦的《彖》辭以觀其妙:

《坎•彖》:“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從水的險象展開反向聯想,即如果流水不被堵塞而盈溢,則無險;人自身以守信(臂如有水則導流)而可避險;國家善於用險可預防敵人侵犯。《彖》的作者由此推導出一套軍事防禦戰略,充分肯定“天險”、“地險”的軍事作用。後來杜甫在《劍門》一詩中寫道:“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劃城廊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詩人更形象地刻畫了“天險”、“地險”之狀,並指出此種“險”如果為充滿野心的“霸王”所用,又會給國家帶來災難。

《革•彖》:“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悅,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這是一篇關於“革命”的讚歌。當世間人事、萬物充滿了難解的矛盾不得不改變現狀時,革命的發動是正當的行為,它可以使應當消亡的東西加速滅亡。天地有四時的變化,是大自然內部變革的結果,商湯、周武革了桀、紂的命,是順乎天意、應乎人心的大好事。“革”而使人信服,這不是逞武功而恰恰是文明的表現,

有利於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事業!《彖》的作者從《革》卦進行了合理的聯想與推導,熱情洋溢地歌頌除舊布新的“革命”;他是中國歷史上第—次標舉“革命”併為之正名的人,其功不可磨滅。

《豐•彖》:“豐,大也;明以動,故豐。……日中則庚,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彖》的作者充分肯定了豐盛的功利和審美(“大”在古代是一個審美觀念)意義,但他又立即聯想到“豐”的反面“虧”,日、月的變化,盛盈與虛虧相互交替,沒有長盛而不虧,也不可能長虧而不盈,由此,發揮出萬事萬物之盛衰都是辯證地生息這樣一個哲學大道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不以人的意志、也不以鬼神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我們的先人由聯想而進入理性思辯的思想境界,多麼通達而開闊。

《象》、《彖》二傳,想象與聯想的路子及其指向並不完全一致。前者繼想象之後的聯想推導,往往僅限於一事,多有立竿見影的實用要求,如《坎•象》僅說“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豐•象》則說“君子以折獄致刑”(由象之“雷電皆至”推導),都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而《革•象》說“君子以治歷明時”,更是與“革命”的觀念發揮相去甚遠。後者更多地從大局、從全局着眼,升華出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形而上”的意味更足,呈現出廣闊深邃的哲學境界。或許正是他們不同的想象或聯想效果,使《周易》傳到後世為不同層次、不同知識水平的人都樂於拜讀,遠近取捨各得其宜,各有所獲。

《易傳•乾文言》雲:“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孔穎達解釋說:“發謂發越也,揮謂揮散也,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也。”“六爻發揮”,是《周易》中所表現的豐富多彩的想象與聯想思維的起點,乃至全部的形象、意象、隱喻,都因六爻而生。兩爻、八經卦,六丨•四別卦,在排列組合方面,都有數學上的嚴密性,要使這些數學的排列組合來闡釋宇宙自然、社會人事種種現象和意義,那就全憑人們沾想象和聯想了,沒有這條思維路線為經作緯,這一套數學模式般的符號體系,就只是一個空蕩蕩的框架,失去存在的價值;正是“六爻發揮”而“旁通情”,使這個符號體系獲得了不朽的生命力。王弼在《周易略例•明爻通變》中闡述爻變之意義說:“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夫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他認為六爻之變不是簡單的數學變化,這種變化在本質上與“數”無關,而在於人們將某一卦體當作某種自然或人的生命現象,並移入人的某種情感體驗之後,六爻的“合散屈伸”才具有種種情感意義。明於此,王弼在該文的結論中說:是故情偽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器而後有格。不知所以為主,鼓舞而天下從者,見乎其情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非天下也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他連續用“情偽相感”、“見情者獲”、“見乎情者也”數語,表現他追求“天下理”之真(“情”與“偽”相對有真之義),充分肯定人的主觀情感作用與人體驗到的對象世界的客觀情境(此“情”乂可作“情況”解),是解釋六爻變化的根本依據,由此而能“擬議以成變化”,由此又能“語成器而後有格”。(邢琦注:“‘格’作‘括’。‘括、結也。語成器而後無結閡之患也。”意即形成了某個道理就可通行無阻,可為指導實踐而用。)在王弼看來,六爻之變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實在是人發揮了主觀能動的感受、理知能力所致;六爻是客觀的存在,人的主觀精神投入其中,主、客融合一體,不知那一方“所以為主”,只要能夠“鼓之舞之以盡神”,因而為“天下從”,“旁通情”的目的就獲得了最高的實現。這種關於人的主觀情感的變化而後有“六爻變化”的情感性闡釋,於哲學並無多少益處,但有助於我們從文學的角度看《周易》,也容易解釋本文所談到的三種類型的文學思維,為什麼在《易經》和《易傳》中運用得那樣廣泛,那樣嫻熟。最後,讓我再設計一個圖表,將三種類型的文學思維與經卦、別卦的關係及其發生的方式,作出可以直觀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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