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文王演易？“文王演易"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說“伏羲畫卦”，至今還不能說是信史而是傳說的話，那麼，“文王演易”，則可以說是信史而非傳說了。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在《史記》中，關於“文王演易”的記載有多處，如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稱：“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西伯”即周文王。在《史記•周本紀》中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在《史記•日者列傳》中，司馬遷又明確地說：“自伏莪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從以上引文看，司馬遷在《史記》中，顯然是把“文王演易”即將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作為信史記載的。
據考證，周文王，姓姬名昌，生於公元前1213年，卒於公元前1117年，活了97歲。他在位時，廣施仁徳，禮賢下士，使其所管轄地區“周”日趨富強。在他82歲時，由於崇侯虎向紂王進讒言：“積善累德，諸侯皆鄉之，將不利於帝。”（《史記•周本紀》）意思是說他盡做善事，威望很髙，將來要威脅帝王的安全，因而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
羑里位於現在的湯陰縣城北4公里、安陽市南15公里，地處羑、湯兩河之間，是我國歷史上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座國家監獄。
關於姬昌在羑里坐牢的情況，《史記》記載不詳，而根據其他相關記載和傳說，姬昌在羑里監獄被閃禁了長達七年之久，期間受到種種慘無人道的折磨和凌辱。紂王甚至將其長姬考（即“伯邑考”，“伯”是長子的意思，“邑”是封地或官名）殺害后做成肉餅（一說作成肉羹）讓他吃。姬昌忍辱負車:，在痛苦而漫長的囚禁生活中，表面上借擺弄莕草來消磨時光，而實際上則志在韜光養晦：借用占筮，一方面用來迷惑、麻痹監管人員，掩飾其內心早就立下的滅紂的銳志；一方面慢慢思考滅紂的策略。後世的孔子將《周易》視為周文王的“諱而避咎”之作，是符合史實的。我認為“諱而避咎”，跟我們常說的“韜光養晦”意思相近。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周文王最終將伏羲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並將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
根據《史記》的記載，以及《周易》一書的成書過程來看，所謂“文王演易”就是指周文王完成了將伏羲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而並非指寫作《周易》。
但是，世人卻每每將“文王演易”理解為“文王寫作《周易》”。
這是一種誤解，是違背史實的誤解。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誤解呢？
這與對司馬遷關於“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一段文字的理解有關。
在《史記•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對於上述一段文字作了提煉，這樣寫道：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後人將“西伯”改成“文王”，並將“昔”字去掉，將“大氐”改為司馬遷在《自序》中用過的“大抵”，加上書名號，於是這段文字就成為現在看到的樣子：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這段文字，長期以來，成為鼓勵身處逆境的人們奮發著述的經典名句。
但是，在對於這段文字的理解上，卻一直存在歧義，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把“演周易”理解為“作《周易》”。
在古文向無標點符號的背景下，也許不易看出人們對於這段文字的誤解，而一但加上標點符號后，問題就顯現出來了。
眾所周知，《周易》包括《易經》和《易傳》兩部分。《易傳》一般認為是孔子及其弟子和傳：弟子所作，周文王沒有、也不可能看到《易傳》，至於《易經》，至少其中的多半卦爻辭，也是在周文王之後才完成的，周文王本人也同樣不可能看到。
因此，就整體而言，《周易》並非文王所作，文王也根本不可能見到《周易》。所以，不但把周文王“演周易”理解為作《周易》大錯，違背《周易》成書的史實，就楚理解為推演《周易》也不準確。
試想：周文王怎麼可能對他生前根本未能見到的《周易》，進行推演呢？
那麼，司馬遷為什麼至少在上述兩處引文中，都稱文王“演周易”呢？到底該怎麼理解司馬遷的原話、原意呢？
我認為，司馬遷是在籠而統之的意義上這樣講的。
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代，包括《易經》和《易傳》兩部分在內的《周易》早已問世，而且是《五經》中惟一倖免於秦火，得以薪火相傳的一本。對當時的史料、文獻等等都比較了解的司馬遷，自然知曉《易傳》是文王逝世以後多年才完成的著作，自然知曉《易經》的卦爻辭，大部分也並非文王所作，而是周公及其門人所作，甚至孔子及其弟子也參与了創作。就是說，文王在世時，不但《易傳》還沒有產生，就是《易經》，也還沒有最終完成。
周文王在《周易》這本書上所做的工作，概括地說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二是將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即由“伏羲八卦”（也稱“先天八卦”）改造成“文王八卦”（也稱“后夭八卦”）；三是，創作了部分卦、爻辭。
實際上，周文王只是《周易》之《易經》部分的首創者，而非完成者。從《易經》作為《周易》之主幹部分的意義上來理解，也可以說周文王是《周易》的初創者。所以，我認為司馬遷也只是在這樣的意義，說“西伯演周易”的。
就是說，司馬遷在此只是泛泛而談，而不是嚴格論證。嚴格地說，司馬遷所說的周文王“演周易”的“周易”，並非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周易》。
說司馬遷在此只是泛泛而談，從這段話的內容並沒有嚴格按照年代先後來安排，也可窺見一斑。按照年代先後，左丘生活在春秋時期，比屈原要早許多年，孫臏雖然大約與屈原同時生活在戰國時期，但也稍早於屈原。所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理應放在“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之後，而且這樣安排，即使按照文法、韻味講，也絲毫並不比現在看到的原文遜色。可是，司馬遷卻沒有這樣做，這是為什麼呢？難道司馬遷不知道屈原活動的年代比左丘明晚很多，比孫臏也稍晚嗎？從《史記》的內容尤其是從《列傳》的內容看，顯然不是。
那麼，司馬遷為什麼沒有按照歷史年代來寫這段文字呢？
我認為，無論是在《自序》還是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的這段文字，都非同一般，即不是一般地記述，而是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的傾訴，其中充滿了憤懣、羞愧等等極其凄楚而哀婉的複雜之情。
“發奮為作”，是這段話的點睛之筆，是司馬遷從文王、孔子、左丘、孫臏、屈原等等的坎坷人生歷程和“奮發為作”中，所得出的重要人生啟悟，是他為了實現父親遺願、完成《史記》而自請宮刑，所切身體悟到的人生箴言，也是他向朋友、向世人所傾吐的肺腑之言。
作為恪守良知和操守的文人，尤其是秉筆直書的太史公，司馬遷在李陵被匈奴俘獲而不得不投降的事件上，應漢武帝的召見，仗義執言，實話實說，本是出於天性和職分，也是想寬慰為李陵亊件而震怒的漢武帝。然而，亊與願違，卻不幸因此而觸犯了唯我獨尊的龍顏，被判死刑。此亊發生在公元前99年，司馬遷當時47歲。在生死關頭，司馬遷記掛着草創的《太史公書》即《史記》尚未完稿，想到他所熟悉的那些忍辱負重“奮發為作”的前賢，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對人生的價值有了更深的洞悉，產生“人固有-•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深刻體悟，因而決心效法前賢，為完成《史記》而毅然選擇了“隱忍苟活”、“自請宮刑”。
這樣，“發奮為作”就成為他感同身受、身體力行的座右銘。
由於宮刑是當時最下等、最讓人恥笑的刑罰，所以，司馬遷為此所承受的世俗和心理壓力，所遭受的情感煎熬，是十分沉痛的。正如他在8年後即公元前91年完成《史記》后，在《報任安書》中所傾訴的:“是以腸一口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從這杜鵑啼血般的言辭中，不難看出，宮刑之辱給司馬遷帶來的磨難，絲毫不亞於文王、仲尼、屈原和孫臏等所遭遇的“拘”、“厄”、“逐”、“臏”等等苦難。要不是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要不是為了把《太史公書》寫成，他是絕不會選擇“隱忍苟活”的！完成《太史公書》，是他“隱忍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為此，奇恥大辱所帶給他的強大壓力，轉化成了巨大動力，支撐着他“奮發為作”，度過長達8年近3000個煉獄般的日日夜夜，終於了卻這樁心愿。他為此而欣慰，感到抵償了“宮刑”所帶給他的屈辱，縱然是千萬次地被殺戮，也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了！正如他在《報任安書》中向好友任安所傾吐的：“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可以想見，司馬遷在寫這段文字時，內心的感同身受之情，是何等的強烈，何等的激蕩胸膛，絞殺心腸！
正因為這段文字乃是司馬遷內心情感的自然流瀉，所以，司馬遷才沒有嚴格按照年代先後來寫。
總之，司馬遷的這段文字，重在抒發自己的內心感受和真情實感，而非嚴格論證。司馬遷所說的“西伯演周易”只是泛泛而談。他所說的“周易”，並非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周易》，而是《易經》，並且只是《易經》的一部分。
在周文王於監獄中韜光養晦的同時，他的幕僚也一直在用美色、寶馬、奇珍異寶等等通過賄賂紂王及其親信來營救他。89歲的姬昌被紂王赦免，還“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並告訴他，“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史記•周本紀》）。說明姬昌借占筮時韜光養晦的計謀起了作用。姬昌出獄后又主動向紂王獻出洛西之地，請求免除炮烙酷刑。“炮烙”，也叫“炮格”（見《史記•殷本紀》：“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具體的行刑過程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用炭火燒熱銅柱，令犯人在銅柱上爬行，犯人被灼燙得墮入火中而死；一說是在澆鑄而成的銅格下燒炭，令犯人在格上行走，犯人被灼燙得墮入火中致死。不管哪種說法，都能看出這種刑法是很殘酷的。姬昌不惜獻地而請求商紂王免除這種酷刑，因而深得民心，威望大增，得任“西伯”即西方諸侯之長。這就是“西伯”這個稱號的由來。
由於商紂王的殘暴、奢靡，使得商王朝政亊日非，內部矛盾加劇，而姬呂則繼承和發揚祖上的傳統，躬行仁義，和諧萬邦，善於化解諸侯之間的矛盾，使得歸附於周的諸侯國逐漸增多。姬呂還求賢若渴，招賢納土，畢恭畢敬地拜隱居在渭河之濱借垂釣以待明主的姜子牙為軍師。在姜子牙的輔佐下，姬昌開始實施其滅紂的計劃。首要的是先鞏閡壯大自己。在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促使經濟富足的同時，他倡導篤仁、敬老、慈少、禮賢下士的社會風氣，使其領地的社會經濟得以發展，使周所在的西北方得到鞏固。在鞏固壯大自己的基礎上，姬昌又向東發展，滅掉在紂王面前誣陷他的崇侯虎（崇國），將國都自岐邑遷都於豐。然後帶領兒子姬發，繼續向東擴張。於公元前1117年染病身故后，由姬發即周武王承繼其滅紂的大業。姬昌在位約50年，到其晚年，周的勢力已非常強盛，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商朝的大部分國土已經歸屬於周了。周武王姬發實際上是在其父所奠定的堅實基業之基礎上，完成伐紂滅商之偉業的。但是，姬昌終生並沒有稱王。“文王”這個稱號，是他的兒了•周武王伐紂滅商取得天下后，才追封給他的。
對於“文王演易”之事，至今眾說紛紜，主要是由於對相關史料的搜集和理解不同，再加上相關的傳說中帶有神話、虛妄等成分所致。我在這裏權且談談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即使撇開那些帶有神話和虛妄敷衍之辭的傳說不談，單憑《史記》的記載，“文王演易”並最終完成將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一亊，就理應得到肯定。
我在前面講了，所謂周文王在“演易”方面的主要頁獻有三：一是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二是將伏羲八卦即“先天八卦”的方位改造成“文王八卦”即“後天八卦”；三是，創作了部分卦、爻辭。
在這個過程中，周文王肯定借鑒、汲取了前人的相關成果。因為在他之前，至少在殷商，就已經開始了從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和卦、爻辭的創作。這在已經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等相關卜辭中，在近些年重新發現的《歸藏易》的殘留文字中，均已經得到證實。尤其是卦、爻辭的創作，更是經歷了從符號到符號文字，再到文字，並且經過逐步推敲和洗鍊的漫長衍變歷程。到周文王時，這個過程也並未結束，一直到他的兒子姬旦(周公）、孔子及其弟子等，才攝終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