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在中國傳統的言語系統中，通常是指水、火、木、金、土五種構成事物的元素和促使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又指仁、義、禮、智、信五常即五種倫理道德規範。
關於五行的起源和最初的具體的所指，可謂眾說紛紜。人們“尋本探源”的努力，無疑是要找出五行的根，析解先民們為什麼要講“五行”——講五行的目的何在。但是，這“根”箏實是一道迷障，是現代人誰都可以說說，但誰也不敢保證閂已能說得清，能看得明的東西。因此，在這裏沒有必要對現代人的各種說法一一例舉，更沒有必要分辯誰對誰錯，誰是誰非。但是，如果把五行學說視為一顆枝繁恭弘=叶 恭弘茂的參天之樹，那麼無疑還是要追尋這顆種子是什麼時候播下的，為什麼播下,它生長在何地，它的根在何處。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屈原天問》)是誰？在何時?為什麼提出了五行？《尚書•洪範》說“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九疇的第一項是五行，“初一曰五行"，五行是水、火、木、金、土。五行是天賜的恩物，這在現代人看來不過是神話。但這在《洪範》的作者眼裡，或許是亊實。它隱約透露出這樣的觀念：不要去追問五行的根源，追問是一種徒勞，關鍵是順五行之性而治天下。在此，讓我們暫停屈原式的追問，從殘存的古籍中尋繹一下五行觀念的歷史展開。
五行一詞，始見於《尚書•甘誓》。按照傳統的說法，《甘誓》是夏代的遺文。其誓雲：“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六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這裏的五行，究競是指什麼，現在已難以考定。雖然後世的註疏之人多以這裏所說的五行為金、木、水、火、土，但《甘誓》本文並沒有明說。同樣，也不能由此斷言五行觀念起於夏初，它可能更早，也可能更晚。這裏，最耐人尋味的是以“威侮五行”為剿絕有扈氏的理由。因為“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就要被剿絕，而且是要被天滅絕，“五行”是何等的神聖。這與《洪範》所言的五行出於天賜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五行出於天賜可以說是《甘誓》的潛在前提。按照《甘誓》的說法，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邏輯：五行出於天賜，你有扈氏威侮五行，就是威侮天，天就要讓我來剿絕你。因此，如果說沒有五行出於天賜這樣的觀念為前提，那麼“行天之罰”云云則是以天為借口，是對天的威侮。由此，可以說<洪範〉所記箕子陳述的五行出於天賜的觀念與《甘誓》以“威侮五行”就要遭受天罰的觀念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傳統的說法，以《甘誓》為夏代的遺文，以《洪範》為周武王時期的作用品，那麼可以說五行出於天賜的觀點自夏至周代代相傳，也可以說五行觀念在夏商時期就已經產生。
五行觀念在《洪範》中第一次得到系統的闡釋。按照傳統的觀念，公元前十一世紀末，周武王克商之後，向殷商貴族箕子討教治理天下的大法；“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萁子說洪範九疇是天賜給禹的，禹以洪範九疇治水，治水成功；“彝倫攸敘”而天下大治。洪範九疇的第一疇是五行，而五行之排序以水為第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精作甘。”“潤下等是五行之性，“咸”等是五行之味。由此看來，對天地萬物歸為五行的劃分標準，不是由形貌，而是由屬性。凡是具有“潤下”之性的皆屬水，凡是具有“炎上”之性的皆屬火，凡是具有“曲直”之性的皆屬木，凡是具有“從革”之性的皆誠金，凡是具有“稼穡”之性的皆屬土。所謂屬性，不是不可以從直感上辯別的，而是都有一定的味即咸、苦、酸、辛、甘等。這裏，五行顯然不是五種物質，而五種元素。整個世界都是由這五種元素構成，人若把握了這五種元素，就把握r世界的規則。因此，禹依五行治水、治天下都取得了成功。因此，五行的根本是用，五行觀念的提出與經世致用是相關的。換言之，雖然並不能確證是誰提出了五行，是依據什麼提出了五行，但是可以斷言提出五行是為了解決現實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洪範》第一疇列出與“五行”相對的五事就是明證之一。對此，我們還可以從神話傳說中找到例證。
中國神話傳說中的華人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都與火、水、木、金、土相關。如燧人氏鑽木取火，人們把他視為火的發明者，伏義氏教民漁畋，與水和木有關，即“焚林而畋，竭澤而漁”（譙周《古史考》),神農氏制耒梠耕而食，與從革之金和稼檣之土相關。可以說五行的源始，與中華民族文明同步。在文明的進一步發展中，人們越來越感到了五種東西的不可或缺，遂將水、火、木、金、土神聖化，視為是天踢生民之物，生民用之而得以解決生存問題。誰“威侮”了五行，就是剝奪了生民生存的根本，就要道受天的懲罰。王夫之曾說“五行者何？行之為言也，用也。天之化，行樂人以陰眯下民，人資其用於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尚書引義•洪範二》)大抵是不差的。因此，可以說原初的五行就是指五種與人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存在物，是在生民使用器物中產生的樸素的對器物依戀的觀念。人們依戀器物，而且神化之，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中屢見不鮮。由依戀而崇拜，而視為天地萬物的楮靈，視為天地萬物最基本的構成元素。或許，五行觀念就是這樣產生、發展的。人們依戀器物關鍵是器物的可用性，器物不可用(這裏所說的用不僅是指把器物章過來用，還指器物可以保佑人)，人也就不會依戀，所以五行觀念的醞釀是五行的可用性和有用性。
人依五行而行五事，五琪修，則五行順；五事不修，則五行亂。那麼五行的順亂是靠什麼來驗證的？五行順亂顯然不能靠五事的修否驗證，因為五行的順亂是驗證五事修否的標準。五行的順亂皆有表徵，人們通過這表徵來判斷五行的順亂，進而判斷五亊的修否。這就是“庶征”。《洪範》的第八疇就是“念用庶征”，“庶征”就是表徵或象徵。這些“庶征”是“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蕪。”“五者來備”的五者是雨、陽光、熱、寒和風，而“時”則是說這五者的秩序。如果雨、陽光等按照秩序而來，各種植物都會長得很茂盛，也表明五淇修即做得很好。五事修，則五行順，則出現休徵（即吉祥的象徵），即及時的雨、及時的陽光、及時的熱、及時的寒、及時的風；否則，就出現咎徵（即不吉的象徵）；即連綿的雨、連續的陽光、連續的熱、連續的寒、連續的風。這也就是根據天象來判斷人亊的得失。
《洪範》中的五行觀念其實還是很原始的，它對五行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五行與天地萬物和人事的關係都沒有談及，對天象與人負之間關係也採用机械對應的解決。它所重視的是五行的功用。這種看法，在《左傳》和《國語》中也都有記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子產語：“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昭公三十二年記史墨語：“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國語•色語上》記展禽語:“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所言皆重功用。值得注意的是史伯（周幽王時的太史）所說的“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故先乇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國語•鄭語》）上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則萬物之事莫不有五行，無限多樣的世界統一於五行。這種很明晰的構成論觀念可以說是對《洪範》思想的發展。
總而言之，五行源於先民日常生活中對器物的運用，由運用器物而依戀、崇拜器物，遂賦予器物的神性，而以之為人行事的根本和宇宙萬物構成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