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中國哲學與現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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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我們經歷了很不尋常的歷程，現在人們普遍承認，人類文明進入了多元化時期。有人預言，未來世界將是基督教、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三足鼎立”和互相衝突的時代。（亨廷頓《文明的衝突》）這一看法是否成立，是一個問題；但它說明了一個事實：儒家文化或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決不象某些思想史家所說的那樣，已經永遠成為過去，進入歷史的陳列館。它不僅在東方世界發揮作用，而且將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中國哲學，這不是什麼“基礎主義”或“無窮後退”，也不是過分抬高哲學的地位，而是文明發展的事實，表面了理想主義的價值追求。人們都承認，中國哲學的主題是人的問題它涉及各個層面。在當今科技和工具理性支配一切的問題，這個問題顯得更加重要了。
有人認為，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不過是一種“政治倫理”，它只能為某種專制制度或權威主義提供一種理論支持。這種說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有道理的，但是，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這是被歷代統治者利用來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這當然不能說成是完全虛假的意識形態，它在儒家哲學中也能找到某種支持。三綱主義的等級觀念和服從意識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對此，我們不必為之辯護，倒是需要運用批判理性作出解釋。
但是，中國哲學的真正精神是不是僅限於這樣的“政治倫理”，或者甚至概括為倫理主義，道德主義呢？我認為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我們對中國哲學進行深層了解。解決這一問題，也有助於解決中國哲學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問題。
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雖然具有整體性特徵，就是說，它本身不僅是有機的整體，而且就其功能、作用而言，也是難以劃分清楚的。儘管如此，就其價值而言，是有不同層次之分的。這一點正是需要我們進行研究並加以說明的。
就現實層面而言，儒家哲學有一種肯定現實的傾向或趨向，道家哲學有一種否定現實或批判現實的傾向或趨向。但所謂肯定或否定，並不等於對現實存在的前提進行肯定或否定，也不是對現實存在進行無條件地肯定或否定。這裏包含着某種理想主義的主張和批判精神。正如孔子在討論政治問題時所說：“政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這個“歸於正”的“正”，就是孔子的理想政治，即所謂“德政”。“德政”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這在以市場經濟為特點的現代社會，顯然不合時宜，如果硬要推行，就有可能產生腐敗和虛偽。但是，這種學說提出了一種理想價值，這就是為政者必須有德，以誠實與信譽對待百姓，愛護百姓，“使民如承大祭”，敬而慎之。如果在法治社會，如果執行者無德，或者只有冷酷無情的法律而無德性與良知，也會產生很多問題。現代法治社會同市場競爭是相一致的，也能抑制特權。但是，我們也常常看到法律同良心的衝突，這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如果能很好地解決好這類問題，豈不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福音”。儒家哲學留下了很多難題，它一方面提倡理想和諧的社會政治，另一方面卻缺乏必要的社會建構學說，缺乏民主與法治傳統。只靠個人的德性、良知去實現理想和諧的社會，這在農業自然經濟社會固然有其一定的根據，而在現代工業市場經濟社會（包括后工業社會），則是顯得格格不入。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它的理想追求是毫無意義的。它能不能為現代社會或后現代社會提供一種有價值的理論資源呢？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工具理性充分發展的現代社會，難得就不需要另一種理性嗎？我們為什麼要生活在“非此即彼”的思維中呢？
至於道家的批判哲學，也不是完全消極的批判，其中包含积極的因素，比如它所這種的“無為而治”，具有一種深刻的人性根據。如果我們不是膚淺地理解“無為而治”，那麼它將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寶貴財富。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漢初很短一段時間里實現“無為而治”，那當然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政策，但是，一個強大帝國的繁榮和興盛，正是從那時奠定了基礎。至今人們在談起歷史，仍對那段時期充滿了憧憬。這不是“懷古”，而是體現了某種學說的感召力和生命力。“無為而治”有豐富的內含和意蘊，可以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其不同作用。之所以有生命力，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它能順應人的自然之性。這既不是無政府主義，也不是“無序化”，而是一種更有人情味的有序化，可以使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人民各展其業，各安其樂。在現代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如果賦予這種“無為而治”以新的時代的內容，那麼，它不僅不會抑制社會的發展，而且會使競爭更加合理化、人性化。
此外，就社會層面而言，儒家哲學要求一種廣泛的倫理秩序，其基本出發點便是家族倫理或家庭倫理。這種倫理是情感型的、不是理智型的，其特點是維繫人們之間的親情般的和睦相處，同時也伴隨着家長式的等級制與服從。（談到對權威的服從，正如弗洛拇所說既有理性的權威，又有非理性的權威，儒家對此沒有作出具體分析。從儒家的重要著作看，它是主張理性權威的。但實際情形卻並非如此。）就前者而言，它可能對現代經濟的發展產生某種作用－－至少在中國和東方是如此。家庭結構變化了，但這種倫理精神可能在企業中存在併發揮作用，或者滲透到現代企業，或者以家庭企業的形式出現。它具有一種凝聚力，親和力，但這決不能是封閉的，只能在開放的條件下，不斷吸收新的精神，才能有所發展。當然，這種作用不可估計過高。有人說，日本和東亞小龍靠這樣的儒家倫理髮展了社會經濟，故有所謂“儒家工業化”之說。我認為這種說法至少是片面的。如果沒有新的精神，只靠儒家倫理是決不能發展現代工業的，而儒家倫理中的等級家長制，從長遠觀點看，並不利於經濟的長期發展，因為它限制了個人自主性、創造性的發揮。
我認為，中國哲學對現代文明可能具有的最大價值不在這些方面，而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具體地說，在人生選擇和生命意義方面。
我相信，任何哲學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因而具有時代特徵；但是我也相信，任何哲學，都提出並回答了人類普遍關心的問題，儘管回答的方式和結論並不相同，因而具有民族特徵，但正是這些不同特點為人類文明作出了貢獻。如果要講民族性的話，那麼，它是民族的哲學，而不是民族的哲學。這樣說有兩層意思：一是任何民族的歷史文化都會有變化，但哲學作為該民族生活經驗的結晶和智慧，必有永久性普遍性的價值。二是任何民族的哲學，只能在開放的條件下才能發展。這一點已被歷史事實所證明，並將繼續被證明。在當今的世界，哲學的對話和交流已不可避免，衝突不可避免，融合也不可避免。衝突的結果是吸收和融合，而不是誰消滅誰。
中國哲學是在農業自然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就人生問題的解決而言，它追求人與自然的安謐和諧，這一點連西方宣布“重估一切價值”的反傳統思想界尼采也看出來了。但它決不像尼采所說，是什麼“中國的把戲”（見《權力意志》），而是中華民族人生價值的根本原則，其中有些深邃的道理，不僅能夠適應現代工業社會，而且能夠使現代社會沿着正確的方向發展。它不僅是民族的，而且是人類的。因此，我們應當以人類的眼光，而不僅僅是民族的眼光看待中國哲學。
尼采曾經說過，“你應”無條件地服從，這是斯多葛主義、基督教和康德哲學所主張的；比“你應”更高一級的是“我要”，他是指英雄人物；比“我要”更高一級的是“我是”，他指的是希臘精神。（《權力意志》P118，他特別提倡酒神酒神。）他對康德的自由意志與宗教形上學，批判不遺餘力。中國哲學既不是康德式的意志自由，也不是基督教式的宗教形上學，它所要回答的正是“我是”的問題，其他問題都是從這裏發生的。但是，對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國哲學同西方哲學的回答確實有所不同。
這裏不能詳細討論中西哲學的關係，但是應當指出的一點是，西方哲學固然崇尚理智理性，但在人與世界的問題上，一直在靈魂與肉體、精神與存在的二元對立中尋求問題的解答。（有人不同意這個看法，我看沒有多少道理，至少西方哲學的主流是如此）如果說，在“上帝死了”之前，主要是追求靈魂的不朽、精神的幸福；那麼，在“上帝死了”之後，主要是追求肉體的慾望和感性的幸福。“工具理性”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可以說從“宗教改革”開始，但不能完全歸結於“宗教改革”）。
中國哲學的根本特點是，主張精神與肉體、理性與感性的統一，用中國哲學的語言表達，就是“神形合一”、“性氣何以”。中國哲學認為，人是整體的“存在”，是一切存在中最完美、最完善的。“人者萬物之靈”，靈既是“靈氣”，又是“靈性”，性氣是不能分開的。關於人的這樣一種哲學，我認為是很好的哲學。如果“現代性”（或“現代化”）是一個完整的概念，那麼作一個現代人也應當是完整的人，應當是精神與肉體、理性與感性統一的全面健康、全面發展的人。如果把精神和肉體分離和對立起來，要麼追求精神的幸福，要麼追求肉體的快樂，不能認為是完整的生命或人生。不能否認，西方哲學具有一種徹底性和批判性，這是它的特點。啟蒙運動實現了“理性至上”，一切都要訴之於理性，人被定義為“理性的動物”；現代哲學發生了“語言的轉向”，語言就是存在，人被定義為“語言的動物”、“符合的動物”；后現代主義則開始了對理性的全面批判，強調“日常語言”。這其間自有其深刻性、徹底性。但是現在又過分強調非理性、現實性，理想主義、精神超越統被斥之為“無意義”、“保守”、“頹廢”。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精神與肉體、理性與感性統一的中國哲學，難道沒有發言權嗎？對於人類未來哲學的發展，難得沒有意義嗎？靈與肉的衝突，有利於不斷追問人生的底蘊，迫使人們不斷思考人生，試圖求得“徹底”解決。但是，人生問題永遠不可能徹底解決。如果人生問題真的一旦解決了，人生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中國哲學雖然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大起大落”，缺乏這樣的自我批判，而是在一個比較平穩的軌道上持續發展，因而具有不可避免的滯后性弱點；但它解決人生問題的方向，無疑是具有極大優勢的，這一點在人類哲學發展中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我不完全同意這樣一種看法，這種看法認為，西方后現代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完全“合拍”了，二者具有相同的特點。實際上二者並沒有完全“合拍”，各有各的特點。比如后現代主義主張消解主體與客體，中國哲學卻是講主體的；后現代主義主張消解理性與感性，中國哲學則是講理性的。如此等等。中國哲學在一切對立中主張辯證式的同意，而不是完全消解一切對立。但是，二者確有相通之處，這就是它們都反對二元對立。
中國哲學的另一特點是，它不像西方哲學那樣追求最後的實體，或“終極實體”，而是追求一種心靈境界。能不能說西方哲學是實體說，中國哲學是境界說，從主要特徵看，我看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哲學看來，人既是整體的存在，心靈境界也應是整體境界。既然講境界，當然有心靈的超越，但這是自我超越，不離自我而又超越自我。最高境界當然是“天人合一”境界。
心靈問題始終是中國哲學關心的問題。中國哲學認為，心靈並不僅僅是認識器官或貯藏室，因而不等於知性或智能，它雖然包含知性，但更重要的還有情感、意向等等，這一點對於解決“人”的問題至關重要。馮友蘭先生講中國哲學，提出“精神境界說”，認為中國哲學中具有永久性價值的東西，就是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這是馮先生對中國哲學的一大貢獻。但是，他只強調概念的認識卻忽視了情感及其體驗的作用。牟宗三等學者重視直覺，但也是強調理性方面，忽視了非理性、超理性的方面。但是不管怎麼說，重視“生命體驗”，是當代新儒家的一個重要貢獻。現在有人提出，講生命體驗，並不能解決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問題。我倒認為，生命體驗正是中國哲學的特點所在，拋開中國哲學的根本特點，還講什麼哲學的現代化呢？如果不是從單純功利目的出發理解現代性或現代化，那麼中國哲學對現代化的意義就是非常大的。
中國哲學最重視人的心靈情感，但這並不是提出非理性的“情感主義”。人之所以為人，不能沒有情感，情感之對於人生，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本質的。人生的樂趣，不僅僅在於滿足物質慾望，也不在於追求知識，而在於有高尚的情趣、情操和情懷。這就是方東美先生所說的“情理合一”。說到底，這是一個心靈境界的問題，也是主體性問題。這裏除了認識，更重要的還有體驗。這對中國哲學來說，認識某個事實及其所以然之故，是很容易的，“可坐而致也”（孟子語），用不着花很多功夫－－中國哲學的缺陷也在於此；但是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境界，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困難的，不可不下功夫。
究竟什麼是境界？很難從概念上說清楚。但它決不是單純的客觀認識，毋寧說是心靈所達到的一種界域和境地。界域有大小，境地有高低。它是精神的，但又不離肉體；是心靈的創造，但又不完全是主觀的，只要成為“境界”，便有其客觀普遍性。任何人的境界都是個人的境界，不同於其他人；但是它又有共同性、一致性，因為人有共同的本性。這就是客觀化的主觀性。正如人的情感，既是個人的，又是共同的；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既是相對的，又是普遍的。這裏強調情感，並不是說，境界就是情感。它也可以說是思維空間，認識空間，但決不是單純的客觀思維、對象認識。它也可以說是意向、意志活動所達到的境地，同行為、實踐密切相關。從情感的角度而言，有美學情感，道德情感，宗教情感，這都是中國哲學所提倡的。如果說，美學情感有所謂“有意味的形式”，那麼，道德情感也可以有某種意義的形式，宗教情感可以有某種永恆的形式。這些都是心靈的體驗和創造。拿宗教情感及其體驗來說，創造出上帝還是別的什麼，這是大有區別的。尼采說：“上帝死了”；現代哲學則又說：“人也死了”。但在中國哲學看來，上帝根本沒有存在過，人卻沒有死。上帝完全是外化、異化的結果，中國人的宗教情感則完全是在心靈中實現的，而且是哲學化的。所有中國人並不需要信仰上帝，但是卻相信人可以成為神聖，可以達到永恆與不朽。
中國哲學的境界說，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甚至包括中國化的佛學，雖然各有不同，各有特點，但是它們都主張實現“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如前所說，“天人合一”是一種整體境界，既包括美學境界，也包括道德境界，還包括宗教境界。其間雖有層次之分，但決不是各自孤立的。康德的三個批判，在中國哲學看來，既不可能，也無必要。
當代生態倫理學的研究者中，有人把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與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相比較，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天人合一”只要是講心靈境界的，不講生態問題的。還有人把“天人合一”說成是人與自然不分、主體與客體不分的混沌一團，這就是大錯特錯了。“天人合一”固然反映了農業自然經濟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願望，但它的根本意義在於人的精神和生活問題，比如道家的“人相忘於道術”，儒家的“天地萬物一本”，就是一種很高的精神修養，精神境界。
現代文明應當是物質與精神諧調發展的高度文明。人為了生活更好，不僅要滿足肉體需要，而且要滿足精神需要，把人類的精神需要同物質需要對立起來，並說成是“頹廢”、“保守”，這在批判宗教可能具有积極意義，但在現代社會中已顯出它的弊病。人的生活不僅要電腦化，而且要藝術化、道德化。人有精神需要，有超越意識，這是人的特點。一切都被符合化了，人生還有什麼意義？中國哲學的境界說就是講自我超越的，講自我完善的，甚至是講人的神聖化的。人能成為“神聖”，就用不着某種特殊的宗教了。哲學離不開理性，但是過於理性化、形式化、數學化、符號化，它就會變得僵化，離人生越來越遠，因而缺乏生命的創造力，缺乏生活的情趣。但是，如果只講能、慾望、個人化的情感，那可真是“人慾橫流”了。“人慾橫流”決不應成為現代文明的特點。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哲學對現代文明將會作出自己的貢獻。但這決不是說，中國哲學沒有它的嚴重的時代局限。任何哲學都具有二重性，中國哲學也不例外；這也不是說，中國哲學不經批判與解釋，不經過同其他哲學的對話與理解，就能作到這一點。恰恰相反，中國哲學要為現代文明真正作出貢獻，途徑只有一個，就是突破固有的界限，擴大自己的視野，與世界哲學展開积極對話，以豐富和發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