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在先秦稱《易》或《周易》，至漢代則有《易經》之稱。司馬遷、班固等人構擬了一個《周易》演生史，即認為“伏羲畫八卦”；“周文王重卦”並“作上、下篇”卦爻辭；孔子作“十翼”等。但經歷代學者考證研究，這些說法並無確證。我們的看法是，《周易》卦爻辭及“十翼”各篇應是歷史上許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沒有伏羲、文王、孔子這些大聖人的參与，也並不影響其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元典的地位。
今天所說的《周易》，包括《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易經》是指卦名、卦畫和卦爻辭部分。《易傳》又稱“十翼”，是解釋《易經》的傳注。
《周易》的“易”字，漢儒鄭玄概括說：“《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簡”是《周易》的首要而根本的特點。它由—和–兩個基本卦畫構成，—或–構成一爻，六爻成一卦，由此排列組合成互不相同的六十四卦，而成為一嚴整的系統。可以說，這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系統論的思想方法。
“易簡”的方法運用於哲學本體論的探究，使得《周易》成為一種真正意義的哲學。從方法上說，這是一個“由繁歸簡”的過程，使人們由關注事物的各種變化轉到探究世界的起源問題，而要從《周易》找到資源，得到解釋。《周易》中的兩個最基本的符號和概念被解釋為陰、陽二氣，而陰、陽二氣則根源於“道”或“太極”。儒家關於哲學本體論的資源是極其貧乏的，《周易》是六經中可以稱之為“哲學”的典籍。《周易》是“占筮之書”，還是“說理之書”？
《周易》究竟是占筮之書，還是說理之書，這是《周易》詮釋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周易》曾經被用於占筮、算命，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怎麼看呢？用《周易》算命，從邏輯上說，應該有一系列潛在的理論預設，首先是相信每一個人都有其關於“命”（包括過去、現在、未來的命運）的信息存在於宇宙之間。並且同時預設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經包含了宇宙間的各種信息。當你通過神秘的占筮方法向鬼神貞問的時候，鬼神一定知道並在揲蓍過程中暗地起作用，讓你得到某一卦，使你可以通過解讀該卦的卦爻辭來了解具體的命運信息，並作出“趨吉避凶”的決策。假如你是訴訟的當事人，要通過《易經》預測勝算如何，《易經》的確有關於訴訟的內容，如訟卦。但訟卦只是六十四卦之一，而你實際所得到的卦未必就是訟卦，甚至與訴訟沒有一點關係，這就要憑筮人解卦了。東漢時王充《論衡》卷二十四《卜筮篇》就曾談到筮人胡扯亂說的情況：“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蓍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這個批評可以供今人參酌。
實際上，易學自先秦時起，就有兩種傳統，一是“筮占之《易》”的傳統，一是“不佔之《易》”的傳統。“筮占之《易》”為方術之易。“不佔之《易》”又稱“演德”之《易》，或義理之《易》。《論語》記載孔子曾說：“不佔而已矣。”長沙馬王堆帛書本《周易·要》有這樣的內容：子貢問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觀其德義耳。”“史巫之筮，鄉（向）之而未也。”孔子研習《易》理，走的是“演德”的路線。荀子講“善為易者不佔。”（《荀子·大略篇》）這種“不佔”的易學是儒家之《易》的正軌。自魏晉時期王弼《周易注》之後，義理派易學成為了《易經》詮釋的主流，至北宋程頤的《伊川易傳》而達於頂峰。但南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復又強調《易經》是“卜筮之書”，因而在此後的易學界形成了兩大派：一派是以程頤為代表的義理派，認為《易經》是“說理之書”；一派是以朱熹為代表的象占派，認為《易經》是“占筮之書”。到了清代，李光地著《周易折中》，試圖將這兩種尖銳對立的看法加以調和折中。但直到今天，易學界仍然存在這兩種尖銳對立的看法。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誰都很難說服對方。
我們認為，《易經》是一部人人可學的“說理之書”，如果把它當作一部算卦之書，就把一部體現中華文化智慧的偉大經典糟蹋了。我們講它是“說理之書”，不是僅僅提出一種空洞的說法，而是要講出一個《易經》卦爻辭具體說理內容的事實，把其中蘊含的生活智慧和政治智慧展現出來，來彰顯它的意義。
易學的分派與易學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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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周易》發展史的總結，以《四庫全書總目》最為簡明。此書將歷史上的周易學分為“兩派六宗”，即象數派下的象占宗、禨祥宗、造化宗，以及義理派下的老莊宗、儒理宗和史事宗。然而四庫館臣對這“兩派六宗”皆不滿意，認為只有《周易·大象傳》體現了《周易》的根本精神，其言曰：“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我們所熟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出自《周易·大象傳》。其他卦也有類似這種“君子以”的一句話，如《屯》卦大象傳：“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蒙》卦大象傳：“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等等。在我們看來，這實際是“境遇”與“境界”的關係問題。每一卦象象徵一種境遇，在各種不同的境遇下，人應該具備什麼德行，追求什麼境界。所謂“境遇”，包涵生存的環境和發展的機遇。人生無不在境遇中，境遇各種各樣，有順境，也有逆境。對待各種境遇，應該有怎樣的境界？其實“境界”並不是某種玄虛的精神，而是處理不同境遇問題所表現的最佳的人生態度。美國著名倫理學家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letcher）說：“哪裡有了境遇所提出的問題，哪裡就有真正的倫理學。”（《境遇倫理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關於“境遇”與“境界”問題，在中國西周時期就已經有了自覺的認識，《尚書·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是處所、處境，其義謂：作為君王應該在各種處所、處境下錶現出“敬德”。這就是“境遇”與“境界”的問題。後來孟子的名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講的也是“境遇”與“境界”的關係。總之，“境遇”與“境界”問題是人們所直接面對的重要的人生問題，它要人們從具體境遇出發，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因素，導出事物的正當性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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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周易》的解讀方法
《易經》雖然簡古，但對於六十四卦的解讀，還是有許多規則和規律可循。《易經》有一個特點，它是用六爻的理論結構模擬和效仿自然、社會萬事萬物之理。按筆者的理解，它相當於給你設計了一個個“理論模型”，比如說，《訟》卦是關於訴訟問題的理論模型，有很多關於訴訟的基本原理在裏面；《師》卦是關於用兵問題的理論模型，有很多關於用兵打仗的原理在裏面。如此等等，每一卦都可以說是某一方面問題的理論模型。而在一卦之中，六爻又各有其表示的規則。在社會上，人有階層、身份的不同；事物發展也有階段性的規律。怎麼才能體現社會各個階層、身份的不同，怎麼才能夠體現事物發展階段性的規律，這就要靠六爻來表現。就一般而論，初爻表示社會的底層，位置最高的是五爻，通常代表君主，“九五之尊”一詞就是從《易經》中來的。而從事物發展的階段性來說，初爻一定是事物發展的開始，順着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的順序來表示事物由發生、發展，到鼎盛，到最後走向反面。《易經》作者早就注意到了事物發展“物極必反”的規律，因而在爻位設計上，五爻是最高點，是鼎盛之時，過此以往，開始走向反面。很多卦都反映這個規律，而它體現了事物發展本身的規律。當然，關於《周易》的理論模型，還有其他許多解釋的規則。比如“爻位”說、“得中”說、“正應”說等等。總之，解卦首先要根據卦名來判斷此卦的具體情境與條件，綜合運用各種解卦的方法。
介紹幾種有代表性的《周易》讀本
1.魏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義理派名著首推王弼的《周易注》。漢魏以後，學者鶩於象數之學，牽強附會，違背《周易》原意。王弼盡掃象數，暢以義理，使天下耳目為之一新。唐初，孔穎達領銜撰五經義疏，於漢魏諸家《周易》之注，獨取王弼之注，為之作疏，此即《五經正義》中的《周易正義》。
2.北宋程頤《伊川易傳》。程頤所著《周易程氏傳》（即《伊川易傳》）是以理學思想解經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此書在後世享有盛名，被列為官學科舉考試的規定內容。清代顧炎武以為宋明易學以程頤《易傳》為第一。
3.南宋楊萬里《誠齋易傳》。此書屬於易學史“兩派六宗”中的“史事宗”。其特點是以歷史人物故事解《周易》卦爻辭，段段節節用古事引證。楊萬里本為著名詩人，文章清奇，論說巧妙，因而人們多愛閱讀其書。
以上屬義理派易學著作。
4.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自孔穎達取王弼《周易注》而作《周易正義》，成為唐代官方學術之後，象數易學由此式微。亦因此，漢以來的象數之書隨之被棄，后漸散佚。李鼎祚作《周易集解》，輯錄漢唐以來四十餘家說《易》之書，特別重視輯錄象數易學之書，由此漢唐象數之學的一些重要資料，賴此書得以保存和流傳。
5.清惠棟《易漢學》。惠棟根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採集漢儒解易資料，鈎稽考證，加以分析論說，使學者得見孟喜、虞翻、京房、鄭玄、荀爽之易學面貌，知漢儒易學之門徑，其書名《易漢學》，由此而有清代漢學、宋學之分派。其治學之法影響一代之學人，為學林所推重。
以上屬象數派易學著作。
今日坊間有關《周易》的書籍甚多，其中有很多是算卦、算命一類的江湖術士之書，誤人子弟，讀者慎之。現代學者一些關於《周易》研究著作，有的受疑古非經思潮影響，輕易推翻傳統經學，重作新解，往往得不償失。還有一些學者用西方哲學思想來解釋《周易》，方枘圓鑿，似是而非。現代學者中能從傳統經學立場研究《周易》的，有金景芳、呂紹剛合著的《周易全解》；黃壽祺、張善文合著的《周易譯註》；姜廣輝的《易經講演錄》等，讀者可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