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占卜界的祖庭發源地就是伊拉克的巴格達古城
無論是研究，還是粗疏地閱讀我國古代文化知識，都會遇到被叫做十乾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被叫做十二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由這22個字符組成的干支系統，實是頗具“鄉土”特色的地域文化紐結。若要對古代天文學、古代醫學、古代哲學等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細緻的研讀，不清楚由這22個字符組成的干支系統及其承載的文化信息，就會寸步難行。65年前，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幹》一文，首次對這一頗具地域文化特色的符號系統，進行了科學的審視。今天重讀此文，對指導我們科學地審視和研讀地域文化，仍具十分有益的啟迪。
一、不盲從古說，力求干支奧義
在郭沫若之前，古人對干支早有諸多解釋。在一味從古的文化人眼裡，這些解釋似乎已成不刊之論，而郭沫若在《釋支幹》一文中卻說：“關於支幹解釋，自漢以來如《淮南子》、如《史記》、如《漢書》、如《說文》，雖均有所嘗試，然皆據後來之字形字義以作望文生義之臆測，故了無一當”。
對古說乃“望文生義、了無一當”的批評，其不盲從古人的神色溢於言表。而我們細讀《釋支幹》全文，則會發現，這種大膽決絕進行否定的勇氣，確是建立在堅實的科學探索基石之上的。其縱橫開合的論證，無處不浸透着科學的智慧，探索的艱辛！從《釋支幹》中，我們可以看出郭沫若對頗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干支符號，做了如下考證：
（1）力求干支符號本義。郭沫若首先從文字發生學的角度，考證干支符號的文字起源。他對甲骨文的精深研究，使他得以從甲骨文之初形，考證得“甲、乙、丙、丁”乃是產生於漁獵社會的一組最早的文字系統。他證釋“甲”是魚鱗、“乙”是魚腸、“丙”是魚尾，“丁”是魚之眼睛，四字通統從魚而來，而魚只有在漁獵社會時期才是人類主要的生活資源，故得出“甲、乙、丙、丁”在文字發生學上當是最古老的一組文字。
他在考釋“甲、乙、丙、丁”四字時，對前三字的考釋沒費多大力氣，費力最多的當是“丁”字。因為“丁”字，在《爾雅.釋魚》中早有成說：“魚枕謂之丁”。不從已被視為權威的成說，就得拿出自己堅挺的證據來。郭沫若首先指出郭璞的註釋是以彖文為說，非文字初形。然後提出“丁”系“睛”之古字，是“達視不能見睛”之古語。否則，就不可能出現後世“目不識丁”之成語（今人以“目不識丁”為目不識字，原義實為“目無瞳子”之意）。接着郭沫若對“戊、己、庚、辛、壬、癸”六個字作出了詳盡的考釋，指出它們是一組器物之象形，且多系古人所用之武器。“戊為戚，己為繳，庚為鉦，辛為剞[屈十刂]為削，壬為鑱[chán]，癸為[癸+戈,kuí]”。應當說也是古人常用之生產工具。
據此，郭沫若進一步指出：“甲、乙、丙、丁屬於漁獵時代之文字，而戚、鉦、[屈十刂]、鑱、[癸+戈]，則非金石並用時代不能有。”由殷代確已有青銅器之證，認定此文字當為殷人所補造。
在考釋十二支，也即十二辰的本義時，郭沫若首先遇到了“辰”為何物的難題。前人之成說紛紜，郭氏所面臨的任務是撥亂反正。經其考證，卜骨出土之後，“子”字在古代十二辰中竟有二個。“丑”實為瓜形，“寅”字之最初形為矢形、弓形、或奉矢形，與引射同意；疑“卯”即“劉”之假借字。“辰”本耕器，十二辰中的第六位“巳”在卜辭中均作“子”，字形為“ ”，為“ ”或“ ”，與第一位之“ ”“合而為二子”。“午”字為索形，殆馭馬之轡。“未”字實為“穗”，“申”字乃像以一線串聯二物之形，古有重義之謂。“酉”字很明顯地保留着壺尊之形，在卜辭及古金文中更多地假以為“酒”字。“戌”則從古文字學家羅振玉之說，“與戊殆是一字”。“亥”字雖與“豕”近似，但並不就是“豕”。從古代豕亥傳訛的故事，更能說明亥非豕，猶己之非三。因此認定亥為異獸之形，但不知為何物而有二首六身。在經過一番艱辛的追本溯源之後，探明十二支初形的表意確非許慎之《說文》所說。這樣，就又帶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十二辰”究系何物？
（2）探尋干支紀日之始。從甲、乙、丙、丁為一系，戊以後又為一系，郭沫若從疑甲、乙、丙、丁實為古人與一、二、三、四相應之次數，猶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入手，接着詳細研究了殷代先王世系的稱謂。得出“乃殷人以甲乙名日之前，曾先以甲乙為次數”以名先王之次。
考古代曾有關於“十日”同照的神話傳說（見“后羿射日”），這對古人來說，是基於當時認識水平對自然現象的一種“科學”解釋。當然，從“十日同照”到“后羿射日”則是極具情趣地反映了古人對太陽認識的進步。而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名日，必在天有十日傳說之後，由此才有可能產生十日為一旬的曆法規定（當然還與人有十指有關）。
郭沫若的上述論證，的確是發韌之見。故他得出：“由文字之性質而言，十干文字至少有半數以上當創製於殷人；由傳說之性質而言，十日乃帝俊之子，亦當出於殷人所構想，故以十日為旬之制當始於殷人。十日旬制既始於殷人，則以日為名號之事，亦當始於殷人”。在這裏，郭沫若以不可辯駁的歷史邏輯，令人信服地闡明了殷人緣何要用十干以名先王之次。
關於十二支紀時的考證過程，也是展示郭沫若思維敏捷，知識廣博淵深的過程。
首先，郭沫若把對十二支的考察聚集在“十二支為何是十二辰”，即“何為辰”的焦點上，的確是他別具科學慧眼之所在。他不盲崇古人，對許慎之說詳加剖析。認定其說雜有十二獸、十二時、十二月之意，均與卜辭不合。不僅如此，更將許慎與《淮南.天文訓》、《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比較，指出同是漢代人，而在十二支的解釋上，卻歧而不一。他不排外，也不媚外。對日本天文學家新城新藏博士所著的《東洋天文學史研究》，在充分肯定其研究十二支的方向的同時，卻不盲從其對十二支的研究結論，且一一指正其研究失誤之處。
郭沫若在科學研究中總能獨辟蹊徑，他在新城新藏博士解釋問題的方法上得到啟發之後，即從許書所說之十二支，為什麼既包含有十二獸，又有十二時、十二月這一雜揉現象入手，對《爾雅》、《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漢書.律歷志》所載的天文、曆法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得出：
（1）十二辰乃固定於黃道周天之一環帶，與天體脫離。
（2）後進者乃十二等分，每辰各30度。
（3）十二辰依子、丑、寅、卯之序由東而西（即由右而左），與日、月、五星之運行相反。故古用歲星紀年時，有太陽太歲之虛設以為調劑。
據上，郭沫若得出結論，“中國古代之十二辰實無殊於西方之十二宮。其順序之逆轉者乃十二支之順序如是。十二辰環帶圍繞周天，其次自無終無始，無順無逆”。郭沫若通過反覆論證，最後得出結論：十二辰紀時之制始於漢代。
（3）三正之辨。所謂“三正”，實指夏、商、周三代歲首之不同。“歲首”即歷年的第一個月份。周曆以建子仲冬之月為歲首，殷歷以建丑季冬之月為歲首，夏曆以建寅孟春之月為歲首。秦歷雖與上述三朝又有不同，但隨着秦王朝的短命而很快被取消。故“三正”之辨，實指夏、商、周三代歲首不同的原因。
史學界有過一種說法，認為夏、商、周三代歲首建正之不同，是出於各王朝要標新立異的政治原因。於此，郭沫若提出了自已的看法：
余以為三正論之所由起，即因秋分點推移，使年始早晚生劇烈之變化。大抵中國古代初步之曆法，必與十二辰同時輸入，以子為秋分點之曆法由殷至周積用已千數百年尚未改變，曆數與氣節遂生十二辰之差，時人不知其故，見古代記錄其近者或相差一辰，其遠者或無差異，故遂有夏正、殷正、周正之說。孔子欲行夏時，亦即此時代精神之一表現。【武陵老君案：夏正即夏代虞舜為正統，虞者虎也；殷正即殷代夏為正統，夏或崇拜牛？周正即周代殷為正統，殷系子姓也，子者鼠也。實核心是強調其合法性也】
郭沫若就自已的立論進行了詳細的天文曆法方面的倫證。從歲星紀年到歲陰紀年，大開大合，縱橫恣肆，暢遊太空，宏論中外，最後以十二月名也有西來之痕迹（如《爾雅》：“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等等）。十二次為十二辰之變，十二辰之為正十二等分，十二等分制蓋創始於《淮南》術士，而月建必須以十二辰已成為固定之十二等分環帶為前提。無懈可擊地完成了自已的論證。整個論證過程無不洋溢着天資聰穎的智慧和進行科學探索的浪漫激情。
（4）對十二支代表十二獸的觀照。以十二支代表十二獸（其說法並不十分準確，因為第十支“酉”代表的是“雞”，“雞”當屬禽而非獸），始見於王充《論衡》。郭沫若於此剖析簡單。僅指出此說非創於王充，亦不始於東漢，西漢時即已有之。同時指出：“此肖獸之制不限於東方，印度、巴比倫、希臘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無出於西紀后百年以上者。”
考十二支代表十二獸也即十二生肖之說，在我國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日本、越南的生肖文化是由我國傳去的，毋庸贅述。印度的十二生肖，依次是鼠、牛、獅、兔、龍、蛇、馬、羊、猴、金翅鳥（或雞）、狗、豬。與我國十二生肖說相比，除第三位有虎、獅之別外，其餘均無二致。
古代埃及、巴比倫和希臘的十二生肖說也呈大同小異現象。埃及和希臘的十二生肖大體一致：牡牛、山羊、獅、驢、蟹、蛇、犬、貓（希臘生肖為鼠）、鱷、紅鶴、猿、鷹。古巴比倫的十二生肖為貓、犬、蛇、蜣螂、驢、獅、公羊、公牛、隼、猴、鱷、紅鶴。【武陵老君案：與我國相同者5：牛、羊、蛇、犬、鶴、猿猴；接近者4：鱷（龍）、獅（虎）、貓（鼠）、驢（馬）；不同者2：有蟹（蜣螂）、鷹，而無兔、豬。學界認為：驢起源於非洲，非洲野驢為現代家驢的祖先，驢被馴化很可能發生在5000年前。而家馬在6000年前即被馴化，且馬對人類的重要性強於驢，古埃及、巴比倫和希臘的生肖均無，怪哉！】
由以上的十二生肖文化比較，在郭沫若研究思路的啟發下，以為十二生肖文化乃是西來文化，其傳入中國的路線，當是兩條絲綢之路。特別是從北方絲調之路傳入中國的可能性更大。在這裏引發出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果說“龍”是炎黃子孫華夏文明之“特產”，那麼，印度的生肖文化則應是從中國輸入者；如果說十二生肖文化西來進入印度后，幾經改造再由南方絲調之路傳入中國，那麼，關於“龍”的文化則當由中、印兩國所共有。
我們在這裏只是想說十二生肖文化進入中國后，在中國這塊特有的自然人文環境條件下改造而成今天這個樣子。其改造的痕迹，則是西方十二生肖中原有的獅，變成了虎。西方原有的貓則是在傳入印度之後即已消失的。儘管我們今天隨處可見憨態十足調皮而又可可依人的貓，但這貓絕不是古老中國所固有，而是在十二生肖說已按中國實情定型之後，始從絲綢之路傳入我國的。
二、不劃地為牢，力求文化聯繫
郭沫若對干支的研究，充分展現了他對傳統鄉土文化了解的廣博精深。他不盲從古人舊說，是因為他太愛這博大精深頗具濃郁鄉土氣息的地域文化。他旁征博引，努力搜求，刻苦研究，是因為他要向世人論證這博大精深的鄉土文化體系，自有其科學的內核與依託。
當他深入發掘中華民族古文化之精深奧義時，看到了這一鄉土文化與古代巴比倫文化的聯繫時，並不像有些文化人那樣，立即匆忙掩飾或乾脆否定，而是以大無畏的科學精神，勇敢地去面對，去揭示。正因為如此，郭沫若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上，高於前人之處就在於他通過對干支的追本溯源，揭示了這頗具鄉土特色的地域文化，涵蓋着何其廣袤的歷史時空。從而強有力地證明了任何地域的鄉土文化，都與世界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是整個世界文化的有機組成。或者說鄉土文化與鄉土文化之間自古以來就不是劃地為牢，而是早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文化板塊。
郭沫若從軒轅與“單閼”音一致，“巳”之古文作“子”，此當於希臘之雙子。未本為穗，所當之婁胃；“申”像以一線連結二物之形，當於水瓶。房心尾即蠍星之分化，氐亢即天秤之分化……。由十二宮之說起源於巴比倫這一學界定論出發，將巴比侖之十二宮與十二辰逐相比較，廣徵博引，窮盡搜求。從文學的形、音、義，到文獻實物的印證，愈深入探求，愈使郭沫若興奮，當其研究到“亥”為怪獸形而當於巴比侖之十二宮的射手座，竟有西方出土之公元前1200年代之實物——界碑上的射手像，恰與我國古文獻上的“二首六身”（一人首一犬首，上體為人身，下體為馬身，而有鳥翼、犬陰、牛尾、蠍尾，合為六身）之說相吻合時，不難想象，具有詩人氣質的郭沫若，定會馳騁其豐富的想象力，去描繪在曠遠幽渺的時空背景下，交通東西地域文明的駱駝、馬隊，為謀生而逐水草遷徙的部落群體，以及倚邛杖而踽步於荒郊僻野的求利商人。不難想象具有實事求是、大膽求索科學精神的他，對古代時空在他眼底的寥闊渺小、幽遠切近、千載倏忽間的情景，拍案叫絕、搓手慨嘆后必當繼續深究。
他從古代之月名實是譯音入手，於《山海經》、《竹書紀年》、《呂覽》、《楚辭》等古笈中廣為搜求，以出土卜辭為印證，認定十二辰之輸入或制定當在殷商一代。他說：
商之年代未可塙（què，同“確”）知，據《史記.殷本紀》正義引真本《竹書紀年》雲：‘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紂之滅約在公元前一千一二百年代，盤庚遷殷則當在公元前一千八九百年。盤庚僅當殷之中恭弘=叶 恭弘，其前尚有若干代之先公先王。歷來之史乘如是，今於甲骨中亦有古物之證明。則殷代開幕至遲恐當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代也。似此，則商民族之來源實可成為問題。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遠來，來時即挾有由巴比倫所傳授之星曆智識，入土后而沿用之耶？抑或商室本發源於東方，其星曆智識乃由西來之商賈或牧民所輸入耶？
應當說，這是郭沫若遺留給我們的研究課題，但他根據甲骨中有鼻形文字如“自”字作“ 、 ”，均為一種低平之中鼻；“目”字之形象，內眼角上均有所謂眼瞼縐裂，斷其為東方民族蒙古人種之特徵，而肯定“商室殆非蒙古人種以外之種族”。
三、干支：傳統文化之紐結
以上，是郭沫若就干支這一帶有典型鄉土文化特色的符號系統所作的科學探索。他為我們如何看待地域文化並進行深入細緻研究的方法，做出了十分完美的示範。但也不難看出，鑒於郭沫若所處的時代及其身居日本的種種局限，其對干支的研究，尚為我們留下了很大一片有待開墾的土地。
郭沫若在《釋支幹》一文中，其着重點放在干支文字初義、緣起，及其在天文曆法中作為符號系統的追本溯源，進而揭示了許多古史之謎。確然，要研究古代天文學，不能越過實為我國古代天文曆法記數符號的干支。就是閱讀古史文獻，干支符號也是橫亘於前的一大難關。雖然郭沫若早在65年前通過自身的研究，對干支做了很有意義的爬梳。但欲全面評估干支符號系統在我國傳統文化中作為符號學的意義和地位，還是遠為不夠的。
應當看到，十乾和十二支在我國古代醫學和古代哲學以及古代數術學中具有極為重要的符號學意義。其功能，其負載的信息量，與今天電腦的鍵盤符號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郭沫若把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干支的釋義指斥為純系陰陽家之言，確是一語中的。我國哲學界，雖長期把儒、釋、道、法諸家抬得很高，將其納入哲學史範疇去詮釋與研究，而把陰陽五行家排斥在哲學研究的視野之外。其實，陰陽五行學說才真正是我國古代哲學的核心。之所以長期被排斥於哲學研究視野之外原因很多，非本文論及範圍，這裏不作展開。僅需指出與長期“重理輕術”的傳統觀念有關。而這恰是中國幾千年文明滯遲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陰陽五行學說中，干支具有這樣一些符號學意義：
甲、丙、戊、庚、壬——是五陽干。
乙、丁、己、辛、癸——是五陰乾。
子、寅、辰、午、申、戌——是六陽支。
丑、卯、巳、未、酉、亥——是六陰支。
甲、乙、寅、卯——屬木。其中甲、寅為陽木，乙、卯為陰木。
丙、丁、己、午——屬火。其中丙、午為陽火，丁、己為陰火。
庚、辛、申、酉——屬金。其中庚、申為陽金，辛、酉為陰金。
壬、癸、亥、子——屬水。其中壬、子為陽水，癸、亥為陰水。
辰、戌、丑、未——屬土。其中辰、戌為陽土，丑、未是陰土。
從空間位置看，干支與時空的關係是：甲、乙、寅、卯屬東方，丙、丁、巳、午屬南方，庚、辛、申、酉屬西方，壬、癸、亥子屬北方，辰、戌、丑、未屬中央。辰居中央偏東，未居中央偏南，戌居中央偏西，丑居中央偏北。
在顏色、聲音、氣味上，其干支也有一一對應的信息承載。干支符號被古代術家利用，當以漢代京房的六十甲子納音為始。
占卜是最早的數術，但無論是尚占的殷人，還是善筮的周族，至今尚未發現將干支符號用進佔卜的歷史記載。戰國時期集輯成書的《周易》在《盅》卦卦辭中雖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卦中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之說，但確無明顯的參以干支符號剖析卦爻吉凶的更進一步的佐證，其卦爻序位也與干支符號無關。只是到了西漢京房在其積算法中才把卦爻序位與干支掛起鈎來，稱為納甲筮法。對此，尚秉和先生在《周易古筮考》卷八中曾有一個簡明介紹：“‘納甲’者，將干支徘納於六爻中，而以干支所屬之五行，及筮時時日，視其生克以斷吉凶”。
唐代李虛中以人的出生年、月、日，推人性命，到五代徐子平，進一步以年、月、日、時，推人性命，俗稱算八字；文人叫做排四柱。所謂排四柱，是指由出生的年干支、月干支、日干支和時干支組成的年柱、月柱、日柱、時柱。由於每一柱都是一天干與一地支組成的兩個干支符號，四柱共有4個天干4個地支計8個干支符號，故叫“算八字”。
在古代中醫學那裡，十干、十二支與人體五臟六腑、四肢八脈也存在着對應關係。十干與人體臟腑的對應關係是：
甲：膽 己：脾
乙：肝 庚：大腸
丙：小腸 辛：肺
丁：心 壬：膀胱、三焦
戊：胃 癸：腎、心包絡
其中膽、胃、大腸、三焦、膀胱為六腑，性質屬陽，所以都配陽干；肝、心、脾、肺、腎為五臟，心包絡附於心繫，性質屬陰，所以都配陰乾。為便記憶，古代醫家還將其編成歌訣：
甲膽乙肝丙小腸，丁心戊胃己脾鄉。
庚是大腸辛屬肺，壬系膀胱癸腎臟。
三焦亦向壬中寄，包絡同歸入癸方。
關於十干與人體外部形體部位的對應關係：
甲頭乙項丙肩求，丁心戊脅己屬肺；
庚是臍輪辛為股，壬脛癸足一身覆。
十二支和身體各部分的關係是：
子屬膀胱水道耳，丑為胞肚及脾鄉。
寅膽發脈並兩手，卯本十指內肝方。
辰土為脾肩胸類，已面齒咽下原肛。
午火精神司眼目，未土胃脘膈脊樑。
甲金大腸經絡肺，酉中精血小腸藏。
戊土命門腿踝足，亥水為頭及腎囊。
中醫學以人與自然相應，“天人合一”為其診病治病的理論依據，現代“生物鍾學說”證實了這一理論依據的正確。在中醫學的辯證施治中運氣學說充分體現了對時間的重視。如《醫宗金鑒》說：“醫明陰陽五行理，始曉天時民情”。“天干陰陽合而為五，故主五運。甲化陽土，合人之胃，己化陰土，合人之脾。乙化陰金，合人之肺。庚化陽金，合人大腸。丙化陽水，合人膀胱。辛化陰水，合人之腎。丁化陰木，合人之肝。壬化陽木，合人之膽。戊化陽火，合人小腸，癸化陰火，合人之心。相火屬陽者，合人三焦，相火屬陰者，合人包絡。此天干合人之五臟六腑十二經也。地支陰陽合而為六，故主六氣。子午主少陰君火，合人之心與小腸也。丑未主太陰濕土，合人之脾與胃也。寅申主少陽相火，合人之三焦包絡也。卯酉主陽明燥金，合人之肺與大腸也。辰戌主太陽寒水，合人之膀胱與腎也。巳亥主厥陰風木，合人之肝與膽也。此地支之合人之五臟六腑十二經也”。
“天時不和，萬物皆病，而為民病者，亦必因其人臟腑不和而生也”（《醫宗金鑒》卷三十五）。
僅就以上簡述，再回頭看郭沫若寫的《釋支幹》，就不難發現，干支在我國地域文化發展的長河中，如何逐漸成為獨特的頗具鄉土特色的符號系統，及其承載的鄉土文化信息，還有待於我們去進一步的清理與研究。
進一步清理和研究鄉土文化遺產的態度和方法，郭沫若所寫的《釋支幹》為我們做出了示範。其不盲從古說，既不媚外也不排外的科學態度，以及廣徵博引，縱橫捭闔的研究藝術，正是我們今天亟需繼承和發揚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