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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觀
基本上以對天的理解以及天人關係的各種型態的可能性之優劣比較與選擇等兩個問題為出發點﹐作為其建立世界觀的主要脈絡。從先秦儒開始，其天道觀就已經是採取天有德性﹑意志主張的型態，所謂「天德流行」﹑「天命有德」。至於在天道彌布流行的世界中﹐人性則亦秉受此一天德而開展，人倫之建立亦在對人性自身的反觀當中，藉體貼天道的本性而得以掌握。而人的存在意義與價值﹐更可因而由其自身之努力與
創造﹐得與天地的存在意義同其偉大。
(二)功夫理論
功夫理論的重點，在於發掘人類自身的天德本性，使其與天地間生生化育之道理同其運作。孔子教導「仁」的原理，孟子則提出「養浩然之氣」、「求放心」、「盡心」的功夫論，荀子提出「化性起偽」，〈大學〉的三綱領﹑八德目，〈中庸〉的誠的哲學，周敦頤的「主靜立人極」、張橫渠的「存天理﹑去人慾」、程顥「體貼天理」﹑程頤「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窮理盡性」﹑陸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陽明的「致良知」﹑劉蕺山的「慎獨」與「誠意」．．．．。不論這些儒家學者試圖透過何種相近或相異的概念範疇或思想體系﹐對於人類自我修養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種設計﹐他們所共同承認並以此種共識為基礎而發展其本身思想的觀點﹐則在於儒家哲學思想的特殊之處﹐即認為透過這些人類自身由內而外不斷的功夫修養，便足以達至儒家理想的社會政治體制與文化理想。
（三）社會哲學
儒家哲學最重視社會哲學，因為成就一個現世的人類理想社會是儒家最原始的關懷，為了設計與建立一個理想的人類社會﹐孔、孟、荀等人都可說是不斷提出各項有關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或倫理的觀點的思想家，同時這正可以說明何以社會哲學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亦即，就儒學傳統的整體來說，儒家哲學的進路是社會哲學的。儒家的社會哲學內容條理清晰，〈大學〉八條目是最具體的代表，《禮記》的〈禮運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會哲學著作；此外，周公制禮作樂與孔、孟、荀三人所提出的許多政治制度與施政原則如行仁政﹑不重斂賦﹑禮樂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傳統中極具代表性的觀點。
（四）重要哲學家及其思想
孔子透過對夏、商典籍的整理與對周文化的反省，開啟了儒家哲學的廣大思想內涵，其與弟子們的討論，被整理成《論語》、《易傳》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作。孔子創造出仁的哲學，在政治、教育、倫理等日常生活作息與言行舉止中﹐發揮人們的德性本能，建立並置身於人與人間適當的人際關係當中；對於天人關係的思考與應對﹐也擺脫掉時人以現世得失與情緒為主而有的讚頌與咒怨的態度﹐而以理性的認知採取適當的天人關係﹐既強調其自然性﹐也重視其崇高性。
孟子及其弟子所編的《孟子》一書，是在論語之後最生動的原始儒家作品之一。書中發揮義的精神，強調國君行仁政的理想事業，他對人們自發的心性修養功夫理論也有獨到的見解，認為人可以透過自己的覺悟，而找回內在本具的善性，因此為善為惡全在於人們自己的一心之中，這樣的理論傳統一直在後來的儒學思想家中不斷地受到發揮與擴充。荀子作《荀子》一書，書中倡導化性起偽的思想，主張隆禮重法﹐認為人性本惡﹐因此人必須經過聖王的教化與自身的學習﹐才能知道善惡﹐行為合乎禮義。對於人的認識能力﹐荀子反對認識的片面性與主觀性﹐主張「虛壹而靜」以「解蔽」﹐也就是可以經由訓練而達至大清明的境界。
董仲舒，西漢今文經學大師，專治《春秋》〈公羊傳〉。後為武帝獻策，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使儒家哲學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因政治之勢佔有正統地位。董氏重要的思想見於「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張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項關於政治的及社會的設計；後者在哲學思想的發揮中﹐強調天人相感的宇宙論及歷史觀。
韓愈，唐朝著名文學家﹑古文運動領導者。在唐朝一片大乘佛學的思潮及社會風氣中，獨自振起儒學大旗﹐排斥佛教思想，倡導恢復中國儒家思想的傳統﹐開啟宋明時代新儒學思想發展的大方向。代表他這種苦心孤詣的作品﹐在其〈原儒〉一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李翱﹐唐朝思想家及文學家﹐是韓愈的門人﹐也是侄婿﹐最重要的﹐他也是追隨韓愈復興儒學﹑反對佛教思想的一員大將﹐其哲學思想的造詣更有過於韓愈處。代表其思想的重要著作是〈復性書〉﹐文章中以〈中庸〉的理論為基礎﹐提出「性善情惡」的人性論﹐認為只要加強道德修養﹐消除情慾的干擾﹐便可恢復人的本然之性﹐便可成為聖人。李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對於〈中庸〉理論的提揭與發揮﹐使宋明新儒學的理論方向之確立﹐受到極大影響。
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頤、程顥，世稱「北宋五子」，宋明新儒學的開創者，恢復並發展了先秦以後近千年的中國儒學傳統，使儒家基本觀念以及強調道德修養與天人關係的思考﹐重新注入一般中國人的生活中。他們的理論工作之開展﹐主要是在接受道家、道教﹑佛教等新文明的理論體系的挑戰之後，從理論的高度上﹑而非感性的或情緒的角度上，試圖重構出一套觀念體系﹐用以響應三教中極高的概念能力所建構出的極其廣博高深的理論系統﹐使儒家哲學思想除了官方的提倡，以及長期以來在社會人心所造成的傳統影響外﹐在理論效力的競爭上，仍有存在中國文化思想體系中的一定地位。
周子的《太極圖說》是一套參考道教思想而以儒學為本位的宇宙論系統，《通書》是上承〈中庸〉誠的哲學的本體理論﹑人性論﹑功夫論的系統。張子的《正蒙》是一套易經哲學的新解之作，他以莊子的氣的哲學與易理的形上觀點的配合，重造了一套易學主體的氣化宇宙論，並以此一理論體系攻擊與批評了道佛兩家的理論﹐他的重要著作還包括《橫渠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等。邵雍繼承着道教的易學觀點，強調先天象數學﹐且吸收佛教的世界生滅觀，謹守儒家的本體思想，也建立了以易學為主體的形上學體系﹐其重要著作為《皇極經世》 。二程思想則重新消化周﹑張﹑邵的思想體系，回復孟子心學的傳統，提出許多新的概念與命題﹐例如「天理」﹑「理一分殊」﹐並且建立存天理去人慾的功夫理論與理氣二元的形上學系統；由於程氏二兄弟長期在洛陽講學﹐故世稱其學為「洛學」。
朱熹，南宋大儒，他獨自完成了類似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的集大成之工作，對於北宋以來思想的發展及其內容﹐作了一番全面的整理與重構﹐在宇宙論﹑人性論﹑政治哲學﹑甚至文學理論上都有其一定的處理及發展。他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四書為儒學綱領，其《四書集注》是元明以後中國科舉考試的教材，對中國人文精神的影響極大﹐對於日本﹑韓國思想界的影響更不容忽視。因其長期在福建講學﹐故其學世稱「閩學」﹐重要的哲學思想著作有《朱子語類》﹑《朱子大全》﹑《朱文公文集》 。
王陽明，明朝大儒，風格與朱熹迥異，服膺陸九淵象山先生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論，與晚年的四句教 ，同為發揚儒家思想當中簡易直接的思想力量﹑以及活潑生動的實踐方法論，對於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有着極大的貢獻。其主要著作為《王文成公全書》。
（五）發展時期
原始儒家本來就是繼承中華遠古文明思想種子與夏﹑商﹑周文化中的社會哲學理想而發展出來的，而先秦儒學的理論重點在於思想生活化的落實（如孔子的《論語》）﹐與儒家社會哲學精神之提出，（如孔子的禮樂教化思想，及孟子的行仁政觀點，以及荀子隆禮義知廉恥的說法等。）。另外，透過孔子與孟子的若干直捷明白的命題，與〈中庸〉﹑〈易傳〉等整理后的文字，也提出了儒學理論中的形上學思想部份。漢代的儒學發展走向，首先是解經之學的出現，在解經的過程中，漢儒加入了當時的科技知識所提供的新的宇宙論的觀點，主要是天人相感的天人關係之哲學，由於強調天人的互動性，使得漢儒發展出由天象以定人事的社會哲學，若就人文主體的開發而言，漢儒的理論反而走了回頭之路。當然，此一觀點在漢儒彼此之間亦有着極大的辯論。漢以後儒學理論衰微，中國哲學思想的主要課題轉向道家與道佛兩教的宗教哲學之中，直至宋以後才又恢復了理論創造的能力。北宋五子的出現，不僅反映了整個時代的精神生活文明已能回到儒家本位中來的現象，更反映了儒家哲學體系已能從自己的典籍中尋找響應道佛思想挑戰的形上學基礎。至朱熹的集大成與王陽明活潑化生活化的開展，儒學文化不僅完全籠照中國文明，更且對日、韓等國發散出它的影響力，使得兩國的民族哲學中有着深厚的儒學傳統﹐形成兩國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
（六）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儒家學派是中國哲學思想中最重要的學派，中華民族的文明，如果粗略地說，則可以儒家文化作代表。儒家哲學主要在中國政治哲學、及家庭倫理觀念上，是中華文明的主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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