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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五行學說，與古代天文數學的關係至為密切。自遠古、春秋、戰國，以迄兩漢，論說紛紜，各抒所見。漢書藝文志雲：“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所謂羲和之官，乃帝堯時代所任命之官名，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分別掌理天文曆數及機祥，使主政執行者知所警惕，而人民有所敬畏與遵循，並適時耕作與狩獵。
中國古代的五行學說和陰陽八卦的思想，原來是各自獨立的兩個不同系統。嚴格地說,與易經的陰陽五行學說並無直接關係。
據史書記載，戰國時期的齊國人鄒衍,史稱他為陰陽家。他基於天人合一的觀念與理想創立“五德終始說”。他觀察到宇宙萬有自然生化的法則，認為:“人為一切，必須順應天理。天垂象，聖人則之。”又說:“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聖人則之。”這些主張，使當時的上自君王，下至庶民，所行所為都要合乎天道的常理,而不能逆天行事。
漢代的大儒董仲舒氏，他篤志於經傳，專精述古，當時立為博士,長於儒學及陰陽五行學。在他的“天人哲學”系列的基礎上，他將陰陽、四時、五行的氣化，認為是天道的內容,並延伸到政治、學術、人生的每一角落，完成了天人哲學的大系統。他認為“道”之大原在於天,換言之，天自身的結構即包括天地、陰陽、五行與人，而其性格就全由這些結構的相互關係締結而成。他認為: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因為天的常道，系由兩個相反而又相成的原動力——陰與陽構成的。
這兩種力量具有互相排斥而互相吸引的作用。一消必有一長，一出必有一入。所謂天道的“獨一無二”，即就此言，而事實上，獨陰獨陽皆不能生長萬物，必待陰陽二氣與天地相參。因此陰陽之氣同為生命的原動力，缺一不可。在《繁露·陰陽篇》中，他更具體地指出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陰氣始出西南而北行”。陰陽二氣“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在大冬時，陰陽各從一方來，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中冬之月相遇於北方，即為“冬至”。然後相背而去，陰向右，陽向左。冬月盡，陰陽俱向南，至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即為“春分”。此時，陰陽各居一半，所以晝夜均等，寒暑適中。然後，陰氣漸損，陽氣漸增，天氣加暖，到大夏之月，在南方相遇，即為“夏至”。而後，陽繼續向右，陰繼續向左。至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是為“秋分”。
此時又是陰陽各半，晝夜寒暑與春分時同。慢慢地陽漸增，陰日損，終於又回到北方，如此形成一個周期，也就是一年四季的運行。此乃董氏對天地、陰陽、四時互為運轉之大要。綜觀董氏天人哲學與陰陽概念的契合’約有三端：“天道是獨一不二的，天道是終而復始的，天道是趨向中和的”。因為由這些特性構成四時的遞變，而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現象，此即“天志”的顯現。春暖以生,是天之愛。秋清以成，是天之嚴…夏溫以養，是天之樂。冬寒以藏，是天之哀。這些天生地藏、四時迭運的規律，都以陰陽二氣的運行來貫通。
以上是對古籍中的陰陽五行學說的簡單介紹，尤其是董氏的陰陽五行學說對後世陰陽五行學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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