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與現代科技的關係
有人認為在《周易》裏面，有計算邏輯方面的元會運世，古人在沒有現代的計算機的時候，己經把天文数字用它的元會運世計算出來了。古人元會運世和現在天河一號計算機的吻合，是不是一種必然?
應該從數學開始講這個問題。有人說萊布尼茨M發明微積分的時候，用的是二進位的方法，而二進位的方法正是中國《易經》用的二進位的方法，而且萊布尼茨看過中國的太極圖。這個問題萊布尼茨曾經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他說我的確看過中國的太極圖，可是我的微積分用二進位的辦法不是從太極圖來的，它們沒有直接的關係。他說，“各個民族計算數目以幾進位是不一樣的，我僅僅是因為計算的方便，而用二進位的方法。人類大體上用五進位，和人類有五個指頭是有關係的。所以二進位這種方法，或者黃宗羲分析的《易學象數論》和今天的本質意義上的數學，不是一回事”。我曾經問過陳省身先生：“你數學這麼好，和我們中國的傳統有什麼關係沒有?”陳省身先生講：“這個大體上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中國從遙遠的古代到今天，沒有本質上的數學。數學一定是一個邏輯的過程，假設、求證、得到結論。中國漢代就有《九章算術》《周髀算經》，可那是一種算數術。算數術就是漢朝以前的人們在算問題的時候留下來的一些題目，可是它不是邏輯思維的產物。”楊振寧先生曾說過，中國現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啟蒙，很大程度上是受《易經》這種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當時這個說法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楊振寧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的思維方法是邏輯的、演繹的，而他認為西方的科學正是遵循着邏輯的、演繹的方法而推進的。而且，他還談到研宄者和客觀對象是二分的，研宄的事物就是研宄的事物，研宄主體就是研宄主體。而中國是一種圓融的歸納法，就是感悟式的，是把主體和客體融在一起談的，這不利於科學的創造和發明，因此中國的邏輯學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發展。你們要知道，科學的發展，最後一定要依靠數學，數學的靈魂就是邏輯學，因此沒有數學，怎麼談得上物理學;沒有物理學，怎麼談得上科技的發明?當時楊振寧先生是站在一個科學家的立場，分析這兩種思維方法對科技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我想在某些方面來講，很多人還沒有像楊振寧理解得這麼深入。當時我比較同意他的看法。同意他的看法，絲毫沒有貶損中國的《易經》在方法論上的貢獻。
因為西方的學問都是一步步地推演，而這個推演，是一個直線向前的過程。也許你最初的命題是宇宙的一個小點，這個小點研宄到最後，它會揭示出一個天機、一個宇宙的秘密。譬如愛因斯坦發現，能量等於質量乘光速的平方，他當時完全是因感興趣而研宄，沒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這個學問就成了有用的理論。如果我們能夠發現一個東西，它的質量本來就這麼大，原子彈的實體最核心的部分就這麼大，可是以無限快的速度爆炸的時候，那個能量就是原子彈，這個理論從哪來的呢?從相對論。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曼哈頓計劃”，是愛因斯坦向羅斯福提出來的，可是這也是天機的一小部分。人類發現的天機越來越多，也許現在發現的只是天機的萬分之一。可是，當人類的智慧不能駕馭天機的時候，工具理性發展以後，人類成為工具的奴僕，那危險的境界就離我們不遠了。
所以，中國人從整體思維上來講，不贊成那種邏輯的思維，連莊子這樣思想開放的人，都不能接受。在莊子的書中寫道，“有機心就會有機事，有機事就會有機心”，這個機心就會使人類不再純樸，變得墮落。這和二十世紀一些批判理性的西方大學者不謀而合，他們把人類的災難歸為理性的過錯，其實它有一定的歷史事實做依據。因為人類所有的最大的發明，都是因為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發明了電報，第二次世界大戰坦克上了戰場，第二次世界大戰要結束的時候，原子彈出來了。未來戰爭到底怎麼樣，絕對比這些武器高明一百倍。所以人們開始譴責理性，其實我想，如果西方理性思維能和東方那種取中和之道的哲學相結合，譬如講《易經》，最不贊成事情做得過分，要什麼事情都到一个中和之境，都到一個適可而止，那麼就不會有現在世界上這麼多的爭端。如果大家都有中國的這種中和之道，也許世界會安定得多，我們把理性的成果，用到世界安定的生活中去，在處理世界關係上，取一個和而不同的方向，那麼我想世界就安靜了。
我們把《易經》的原理運用在觀察人和人的關係、國與國的關係中，同時也講到了我們心靈的問題，學《易經》實際上說到底是在解決我們心靈的問題，儒道佛都在解決我們心靈的問題。在說到心靈的問題時，我特別想重複一句：“良知的泯滅，在於功利的判斷佔了上風。”所以，當我們在用心靈的方式解決心靈的問題的時候，我特別希望大家能夠記住這句話，能夠多一些良知，多一些對社會的關愛，這樣的話才能學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