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納易入儒門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孔子何以納易入儒門教學的問題。
易、詩、書、禮、樂、春秋，是謂六藝，均為孔子以前已有的學術。孔子治此六學，以之教弟子，到了晚年，並贊述刪修之，以嚴正的立場、客觀理智的態度、統覽民族文化的眼光，使六藝之學脫胎換骨，成為中國文化之寶典，後人也由此稱六藝為六經，視為儒門之學。六藝既為孔子之教學科目，又經孔子述修，視為儒門之學原無不可，但對易學這一門，終不免使人興“屈就”之感，因為：第一，易道大，易學發始於天道思想，下用於人道只是其全體大用之一端;而儒門之學乃以人道為主。第二，詩、書、禮、樂、春秋五學，均為專門學術，各有其本身之學術領域，易學則為全面的學術，無所不包;故以易學與五學並列，若不相稱。第三，再就發生上言，五學均為人間之學，因人而立;易學則不然，易之道普於三極，宇宙間即無人類，並不損於易道之存在。由此看來，孔子之納易入儒門，使成為六學之一，似乎是“以大就小”，將“全面”之用的易學納人“局部”之用的園地中了。
這件事不止是思想上的感受而已，事實上在當代已引起了思想界的巨大的反應，後世也有學者看出了這種不同。老子的道家思想，我們便有理由相信是看到了易入儒門，不甘心於易學委曲於人道之中而起。至於後來學者看出的易人儒門為“以大就小”的情勢的，如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即曾表示過他的見解：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這也就是後來學者們常說的“易為五經之原”的來由。總之，從思想的本身而言，易道大，孔子以之歸人儒門為六學之一，頗給人以特別的感受，這該是當時學術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作者認為任何歷史事件均非無因而生，而諸多因素之中，歷史潮流極具重要性，所以要透視一樁歷史事件，決不可忽略歷史潮流趨向這一因素。“易入儒這件事在後人看來似為單獨事件，實際上正是歷史潮流的必然趨向，言孔子納易人儒門，勿寧說是孔子秉時代之命迎易入儒門。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看這事：
第一，以孔子的仁道思想為立場釆看。
上面已述孔子的仁道思想由“知天命”而後始臻完善，在“知天命”之前，他已經建立了以“仁”為中心的思想系統，只是此一思想系統乃以人道為範圍，不夠大;由學易“知天命”以後，他的仁道思想由人道開展到天道，取易學的天道法則下應人事，於是他的仁道思想有了天道上的依據，“仁”的範圍立刻擴大，天道與人道相互融通，一起統屬於“仁”字之下，此時人之愛人與天之愛人愛物，成了二而一。所以，站在孔子的立場，是取易道入於他已建立的仁道思想中。孔子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仁”雖然是起於人道，但其用卻賅天賅地，易道生養萬物之大愛固可以歸納入此一“仁”字之內。由此來看，易入儒門是非常自然應理之事。
第二，以易學的發展趨勢為立場來看。
易學是與中國上古歷史偕行演進的一門學術，中國上古思想史演進的程序是由自然思想到鬼神思想，到人事思想，對應於這三個時期，易學是由符號易時期到筮術易時期，到儒門易時期。符號易時期，言此時易學只有八卦符號，無文字，而八卦代表的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自然界現象，這充分表示出當時人的思想是自然思想。筮術易時期，言此時易學被用為占斷吉凶，由八卦演為六十四卦，且有了卦爻辭，借神道以設教，表示着此時人們的思想是在鬼神思想的控制下。儒門易時期，言此時人智已大開，孔子以哲理贊易，納易入儒門以教學，使易學理論成為人生立身處世的法則。伏羲氏為第一期符號易的開創者，周文王為第二期筮術易的開創者，孔子則為第三期中儒門易的開創者(第三期中與儒門易並立的，尚有老子的道家易)。所以從歷史演進的過程上總覽易學的發展趨勢，乃是從自然思想向人事思想上發展，或可以說是從“天”上向“人”間降落，易學正好像是一個天降麟兒，伏羲氏將他抱下天庭，周文王將他由天上送到人間，而孔子再接過來將他安置在人間撫養。由天上到人間，是自然的趨勢，伏羲氏、周文王、孔子都不過是應運而生，執行此一使命罷了。如認清了這種歷史學術演變的大趨勢，便知道納易人儒門並非孔子的私意，乃是整個歷史潮流所趨，孔子不如此作，勢有不能。後世以孔子為繼易學之正統，而以老子的道家易為旁支，理由即在於此。
那麼現在，由上兩方面看來，關於孔子納易入儒門這件事的所以然之故已很淸楚。對於易學卸下筮術易的服裝，而換上儒門服飾，登上洙泗講壇去講說哲理，實是順時乘勢，很自然的事了。至於說到由於孔子的納易人儒門而造成易學的分裂(老子的道家易與殘存的筮術易，此時與儒門易並立為三支)，也只好說是大勢所趨下的必然發展，因為人事思想時代之來，人們心智大開，新說競揚，豈僅易學分裂而已，百學、百工、百事，自春秋而後莫不走入分裂之途，歷史演進的必然趨勢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