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名句：重視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的互證
近年來，與《周易》有關的材料不斷出土，其中有許多是王弼、孔穎廣(574----648)、程頤、朱熹、高郵王氏父子沒有見過的文獻。這些出土材料，不但給易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源;更重要的是與現有的文獻相互印證，能加深我們對現有文獻的認識。
1973年底，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12萬多字的帛書，這是繼漢代發現孔府壁中書、晉代發現汲冢竹書、清末發現敦煌卷子之後又一次重大的文獻發現。這批珍貴的帛書中，有關《周易》方面的共有2萬餘字，既有經，又有傳。帛書《周易》經、傳涉及《周易》經傳的作者問題、易卦的形成問題、卦序問題，卦名和卦爻辭的異文問題、《繫辭傳》和《彖傳》《文言傳》的形成問題、《周易》的歷史地位問題、傳《易》的學派問題、帛書《周易》經傳同今本《周易》經傳的關係問題等等，無論對研究《周易》經、傳本文，還是對研究易學史，帛書《周易》經、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收購的楚簡《周易》雖然還沒有正式公布，但從上海博物館書法館所展出的兩支簡來看，其陰爻、陽爻與今天通行的“一”、“——”符號無別，因此，斷定“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上的卦畫是中國最早用陰陽爻寫成的”，顯然與事實不符。其卦名“參”、“大笙”居於卦畫之後，下接卦爻辭，與今通行本無異。所以，說“戰國中期以前沒有卦名”也是不能成立的。楚簡《周易》拿卦有“初六”、“六二”、“六三”、“九四”、“六五”，大篁卦有“初九”、“九二”、“九三”、“六四”，與帛書《周易》、阜陽漢簡本《周易》同。所以，《周易》原無爻題、用題說，顯然也是有問題的。關於《周易》本經的作年，從古至今有種種異說。現在，從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周易》來看，應該說“先秦無《易經》”的“大膽設想”，已經被證偽了。從抄寫的時間早於墓葬時間，成書時間又早於抄寫時間看，“戰國中期”說也是不能成立的。
郭店楚簡《六德》篇不但《詩》、《書》、《禮》、《樂》、《易》、《春秋》並稱，而且說它們都是表達“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其《語叢一》也將《詩》、《易》、《春秋》並列，說明《易}之加入六經，最早不會先於秦漢之際說是完全錯誤的。早在先秦時代，{周易》就已經人經，而且儒家的學者已展開了對它的研究，這應是不爭的事實。
此外，王家台秦簡《歸藏》的出土，商周数字卦的發現對於易學史的研究都極具挑戰性。在我們這個大發現的時代，學習《周易》而不注意出土材料，肯定不行。
利用出土材料治《易》，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要使用一手材料，稱引釋文一定要核對照片，盡量少用二手材料。以免以訛傳訛。出土材料一般是做論據使用，對立論關係重大，一旦稱引有誤，引發的後果異常嚴重。
第二，立足於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的互證，要以出土材料去激活傳世文獻的研究。而不要採取打板子的辦法，輕易地以出土材料去否定傳世文獻。通過出土材料發現傳世文獻的問題固然可喜，能印證傳世文獻的可信也同樣有價值。對於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的不同要合理解釋，切忌簡單化。
第三，要堅持一條龍似的系統研究，從出土材料提供的微觀的局部的信息中，發掘其宏觀的意義，將個別的易學問題上升到易學觀的高度來認識，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土材料的作用。
最後，談談推薦書目。
作為一般大學生的閱讀，我認為可以讀以下幾種：
一是黃壽祺、張善文的(周易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出版。此書為大陸第一部全面翻譯《周易》經傳本文，並對其要理進行系統闡釋的易著。該書卷首有“前言”、“讀易要例”、“譯註簡說”，下分十卷譯註。其“前言”闡明了自己的易學觀，概括了《周易}經傳的歷史和內容特點，回顧了易學發展的歷程，介紹學《易》的方法。確系經驗之談。“讀易要例”介紹了易學的一般知識，要而不煩，對初學者尤其有用。該書的譯文，基本上做到了“信、雅、達”。其註釋本於註疏，又博採眾長，能擇善而從，又間有發明，可稱得上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穿鑿附會之流可比。對於缺乏資料的自學者來說，此書漢魏古注、六朝隋唐諸家義疏、重要的宋元經解基本具備，一冊在手，一般不必另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還就《周易》四百多條卦爻辭和《易傳》諸多章節，撰成五百則“說明”;就六十四卦及《繫辭傳}之下五篇文字寫下六十九篇“總論”。這些論述性的文字反映了作者的易學理論，具有一定的深刻性。當然，此書較為傳統，穩妥有餘而創新不足。至於簡帛易學的新材料，該書出版時大部分尚未公布。
二是金景芳、呂紹綱的{周易全解》，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該書是當代義理易學的代表作。作者認為《周易》的本質並非卜筮之書，而是一部講哲學思想的書。《易傳》大部分為孔子所作，與孔子思想若合符節。認為《說卦傳》說的“乾，健也”，是說乾的性質是健，具有普遍意義;“乾為馬”，是說乾可以取象於馬，並不具有普遍意義。這種性質和取象的區別，表現在語言形式上，前者用“也”表示判斷，意思同“是”，表明是不變的。後者用“為”表示判斷，意思同“化”，表示是可變的。認為《繫辭傳》“大衍之數五十”下脫“有五”二字，因為“天數”為二十有五，“地數”為三十，天地之數即大衍之數，故大衛之數應為五十有五。在編寫體例上也頗用心思。最突出的是該書在每卦之後都立有“總論”，這些“總論”融會貫通了卦爻辭、(彖傳》、《象傳》，概括力強，重點闡述了各卦的卦旨及其取象，便於讀者能從整體上把握全卦。
三是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的《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該書是大陸第一部易學通史，從先秦一直寫到1989年。分為先秦易學、兩漢易學、魏晉隋唐易學、宋元易學(上)、宋元易學(下)、明清易學、現代易學七章。其特點是以經傳研究為本，以義理易學的發展為主線，堅持象數為義理服務;同時貫穿了通史原則，逼近了易學研究的最前沿;在對《周易》經傳本身的認識上，堅持二重證據法，清理了易學研究上的疑古思潮。但囿於當時的條件，敘述線條粗，對象數易學的發展和台灣易學的情況介紹的不夠。如要想進一步了解20世紀，特別是其後10年{周易》研究的進展，可閱讀楊慶中的《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四是朱伯昆的《易學哲學史》一至四冊，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這是第一部研究易學哲學的通史。該書認為研究易學哲學發展的歷史，要擺脫舊的經學史的框框，探討其理論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易學哲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哲學形態，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其顯著特點就是通過對《周易》占筮體例的解釋，表達其哲學觀點，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脫離筮法、孤立地總結其理論思維的內容，不去揭示易學哲學發展過程中的特殊矛盾，就容易流於一般化，將古代的理論現代化;易學哲學中的路線鬥爭和派別鬥爭，推動着其理論思維的發展，但如果看不到各流派之間的相互聯繫及其影響，將思維路線的鬥爭簡單化、絕對化，同樣不能揭示其歷史發展的真實面貌;易學哲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其形式和內容都受時代的社會歷史條件制約，因此，研究易學史必須打破舊的經學史家從衛護周孔之道的立場評論各派易學的陳腐觀念，要將各派的易學及其哲學放在其所處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評判各家的理論。該書將古代易學史分為《易傳》即戰國時期，兩漢經學即漢易時期，晉唐易學時期，宋易時期，清代漢學時期。認為戰國時期的《易傳》為易學哲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兩漢易學則同當時的天文曆法相結合，並受到占星術和天人感應論的影響，形成了以卦氣說為中心的哲學體系;晉唐易學則同老莊相結合，將《周易}玄學化，《周易》成為“三玄”之一;宋易同道學即新儒家的哲學相結合，延續至清初;清代漢學興起，對《周易》的研究，又回到漢易傳統;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為《周易》哲學的研究開創了新局面。其對易學哲學的研究，長於理論思辨和考證源流，但對《周易》本身的許多基本認識，則留下了疑古過勇的痕迹。
五是劉大鈞的《周易概論》，齊魯書社1986年版。該書通論易學象數學說，是當代象數學派的代表作。全書由《周易》泛說、關於《周易大傳》、關於《易》象、關於卦變、關於占筮，《左傳》、《國語》筮例、變占探討、歷代《易》學研究概論(上)、歷代《易》學研究概論(下)、疑難卦爻辭辨析(上經)、疑難卦爻辭辨析(下經)、帛易初探十二篇專論組成，涉及《周易》研究的方方面面，但主旨仍是象數學研究。喜歡象數學的同學，可以閱讀此書。如想再多一點了解，也可進一步閱讀林忠軍的{象數易學發展史》第一、二卷，齊魯書社1994、1998年版。
六是董光璧的{易學科學史綱》，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該書系統地闡述了歷史上易學與科學的相互關係，由導言和上、下篇及結語組成。導言闡述古今易學科學觀;上篇三章分別述及易卦符號學、易數之謎和律歷易說;下篇三章論說易學與中國科學範式的形成，易學與中國科學的三次高峰，近代易科學的困境;結語討論了易學的科學性、易學的現代性和易科學的可能性問題。對科學易感興趣的同學，可以閱讀此書。
如果要進一步研究，可以閱讀黃壽祺、張善文編的《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一至四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1989、1990年版，共收入易學論文158篇，多是20世紀有代表性的論作。
此外，山東大學周易研究中心出版有劉大鈞主編的《周易研究}雙月刊，該刊為世界上易學研究的主力刊物;北京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也出版有朱伯昆主編的《國際易學研究》，基本是一年一本，現在已出到第七輯。關心《周易》研究進展的同學，應該經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