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卦系統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卦爻符號、卦名、卦象和卦爻辭
古人曰：易者,象也。易卦系統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卦爻符號、卦名、卦象和卦爻辭。不知象，則不知易。易象的來源就是古人“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易象不僅是用卦爻符號擬喻實體物形,還包括理化屬性、數據度量、事物趨勢等類型和含義。易卦取象是有規則的，也應該是有規則的。只有遵循一定的相對穩定的一致性的規則,取象才不至於混亂不確定而難以把握。漢代的象數派後來之所以受人垢病,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取象方面發生了混亂,甚至為了牽強附會地解釋經文而任意所為。
古人流傳下來的易象材料主要見諸《周易》之《說卦》，這是迄今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材料依據。但是《說卦》的內容顯然是不夠的,也是不完整的,只是彙集了最早不超過春秋時代的易象範疇。
《左傳•昭公二年》記載了公元前540年的一粧事情晉候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裏的《易象》不可能是《周易》，而很可能是專門解說《周易》易象體系的工具書。因為在春秋時代，《周易》的名稱已經流傳，以區別於《連山易》和《歸藏易》。《周易》也已經流傳到諸侯國應用，韓宣子不可能沒有見過《周易》，他不可能為在魯國見到《周易》而驚嘆。如果韓宣子看到的《易象》是《周易》,那麼他就會直接稱之為《周易》了，而不會稱《易象》。另外,《周易》與《周禮》的關係，並沒有太多互相引用的經文或信息，兩者相通的是關於秩序和敬天理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需要通過闡述才可以實現互證互通的。無疑,在當世《易象》是很直接很有效的載體。
另一方面,韓宣子所見所稱的《易象》也不太可能是《周易》“十翼”中的《象傳》，儘管《象傳》中闡述了大量易理，而且着力於把易理向修身養德、安身立命方面引用和闡發,在中心思想上力求與《周禮》保持精神境界的一致性。因為,魯昭公二年是公元前540年，孔子出生於公元前551年,韓宣子訪魯國時,孔子才11歲。而孔子是“晚而好易”，50多歲才深人研習《周易》。《象傳》乃孔子或其弟子門人所作。在魯昭公二年的時代,《象傳》還沒有成為懦家經典，即便是僑家學說的其他經典也還沒有立於官學,無論如何也不會被韓宣子見到。
所以，韓宣子在魯國見到的《易象》一定是專門解釋《周易》核心思想的工具書,而且是西周官方之書,這套書是受西周王室官方管控的,禁止流向諸侯國和社會。魯國是周公的後裔,是西周最重要的同姓封國之一,完全有資格、有可能、有條件獲得併流傳《周易》及其工具書的官方文本。同樣作為姬姓之國的晉國的官方為什麼沒有這套書？因為晉國不是周公的後代。周公地位無人可比，名分雖然低於周王，但實力和作用卻高於周王。西周建國的很多思想主張都出自於周公。所以，西周初期最重要的典章制度、禮樂器物,在周公兒子伯禽的封地都保存有一套副本。這一點在《左傳•定公四年》中也有佐證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旅（qi)……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我們可以推斷，{易象》是闡釋《周易》的工具書，其中蘊含了很多西周王室治國理政的最高思想和核心秘密。所以，《易象》只存在於西周王室和魯國太史館藏，作為國家髙等級秘密資料不許外傳。所以，韓宣子沒有見過《易象》也很正常。到了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典章制度的管理比西周初期有所鬆動。所以，魯昭公給了遠道而來的韓宣子一個面子，允許他觀覽了《易象》，但還是沒有讓他抄一份帶走。《魯春秋》自然是魯國的國史，韓宣子沒有見過也很正常。《魯春秋》的寫作立場、褒貶思想和量裁標準，自然也是貫徹了周公的思想。所以，韓宣子看到《魯春秋》和《易象》之後，才明白了周公之德和周所以王天下的道理！可惜的是，這部《易象》失傳了，我們無法得見其貌。
孔子整理《春秋》、《詩》和研習《周易》的時候，已經到了晚年甚至最後的時光。這似乎與孔子這種大學問家的形象不相符，他為什麼這麼晚才完成這些著名的學術成果呢？不是孔子大器晚成,更不是孔子懶惰,而是他缺乏機會。《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典籍,在春秋時代的下層社會都還不是很容易見到和收集擁有的。《書》乃西周官方對“三代”官方文件的彙編。《禮》乃西周統御天下的核心規範。《樂》是西周官方規制各階層娛樂或祭祀、宴飲等重要活動的儀軌。《春秋》是各諸侯國的國史。《周易》是西周官方決疑大事的重要手段。這五種典籍莫不是藏之於西周王室或諸侯國的最髙官方圖書館庫,只有王室年輕人或諸侯之家才有機會接受這些教育，普通人沒有機會見到。《詩》的內容駁雜,來源多樣，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創作者,或許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有不同的結集文本流傳。孔子看到《詩》的機會相對比較大一些,但是看到完整《詩》文本薈萃的機會也不大。
公元前499年，到了孔子五十多歲的時候，做到了魯國的大司寇，攝相國事。這時候孔子才有可能充分地接觸到魯國館藏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典籍，為他研習這些典籍創造了機會。但是，此時的孔子公務繁忙,他投入學術研究的精力是有限的。後來,孔子受“三桓”排擠，被迫離開獸國而周遊天下，這期間他接觸了更多的社會，也接觸了更多的不同版本的典籍資料。直到68歲時，孔子才回到魯國。此後,孔子繼續教育及整理典籍工作，也是他出成果的髙峰期。
所以，對於《周易》和《易象》的深入研習和大加闡釋也是在孔子晚年。由於孔子“述而不作”的習慣,他對《周易》或“三易”及《易象》的體會和闡釋散見於多處,如《論語》、《帛書•要篇》、《易傳》等。孔子及其門人弟子的闡釋，雖然加入了儒家學派的主觀成分，但為我們探究易象留下了很多有價值的線索。
研究易象的工具，除了《說卦》之外，還有東漢庚翻所編著的《逸象》。《逸象》比《說卦》要更豐富更完整，體例規則相對較為清晰。但是，由於東漢象數派走火入魔的毛病,虞翻所收集編著的這本《逸象》存在不少疑問，需要辨析使用,不可簡單照搬。
研究易象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線索可供參考，以資互證。例如《左傳》、《國語》中記錄的一些筮例，還有漢代多家流派對於易象的使用。這其中會有一些線索，作為補證或旁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