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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爻卦象:小人負且乘致寇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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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爻卦象:小人負且乘致寇之象

  “負且乘,致寇至”是解卦的六三爻辭。各位可以看看解卦的卦圖。它和《易經》的第三個卦屯卦相參,則意義更明確。各位再參看屯卦的卦圖。

  屯卦與解卦有什麼不同?它們上下兩卦的位置恰巧是顛倒了,屯卦的“下卦”變成了解卦的“上卦”,屯卦的“上卦”變成了解卦的“下卦”。屯卦為何有災難?是因為“雲在天上”,雨水在天上就是雲,雲不下降就沒有雨水,春天的植物沒有雨水的滋潤,就沒有機會發芽滋長。因此,在初春這段時間,植物不敢從地下胃出頭來,害怕受到突如其來的寒流的侵襲,隨時有生命危險。所以屯卦這個時候,是最艱難的階段,正像一個懷孕的婦女,嬰兒在出生之前那一刻,也是最危險和困難的時候。屯卦這個時候是最艱難的,原因是天上的雨水未曾降落到地上。既然是如此,解卦是指天上的雨水降落到地上,植物有了所蒞的水分,有了雨水之後,大地兩三天之內綠草處處,樹木本是光禿禿的,忽然長滿了樹恭弘=叶 恭弘,春來大地,整個宇宙都充滿了生機,以後就蓬勃地、順利地生長。因此,這個解卦就等如解除災難,一切都順利了,剛好與屯卦相反相成。原來屯卦是等待雨水,才能解除屯難,解卦則即時解決了屯難。

  現在我們分析解卦的六三爻。簡單說,陽爻在陽位就是“得位”,陰爻在陽位就是“不得位”。六三現在處在不是它應該在的適合的位罝,再加上陰爻又代表了沒有才能道德,暗寓本身所作所為不合正道。但是它在“下卦”的最上一爻,爻位的高低象徵地位的高低,因此,它(他)處在大臣的高位。注意,它本身欺凌九二,還記得我們說“乘承比應”嗎?凡是陰爻位於陽爻之上,就是不正常。現在陰爻在陽爻之上,就欺凌被它乘着的第二爻陽爻;而它又攀附在其上的第四爻陽爻,憑藉著不正當的、不合理的柔順態度,取悅於九四、攀附九四來得到它的權力,因為它本身的才幹是不應該在這一位置的。陽爻在陽位則是理所當然的在這個高位;陰爻在陽位,就是不合法地在此位置。即是說它本是卑賤的,現在卻在高位,非法地得到高位,而它本身行為不正當,思想邪僻。因此,一看這個爻,就知道怪不得爻辭說“負旦乘”了。一個掮夫是否貴族?不是。坐高貴車子的人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卑賤的人競然這樣做就是不合理。

  由爻辭和爻象,至少可以推衍出很多不同的想法。第一個想法今天已很少採用,這是由董仲舒提出的。縈仲舒是漢武帝時的大懦,為了研究學問,住在書房十年,連花園也一眼不看,只是鑽研學問,因此成為懦學的大師,他向漢武帝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確定以儒學為國家最根本教化的學術,這就是“獨尊儒術”的由來。於是中國此後,兩千年來都是以懦學為主導,就是他的貢獻。他是功臣還是罪人,各位自己評價好了。他說本來這個卦象象徵身坐高責馬車上的人是貴族,但他竟

  然做低賤的工作。象徵身為高高在上的大臣,他的思想作為卻是普通平民的低賤作為。每個人應按自己的身份地位做自己應該做的工作,如你是管理同家的大臣,就應該做管理國家的丁.作。你現在身在髙位,卻實行卑賤者的作為,對國家會造成多大的災害!對自己是多麼的不應該!這是他的解釋。

  有人從另外的角度推想:為何坐着馬車還要背負物件?一定是那物件太貴重了,放在車子上怕打碎,因此坐馬車時,還要背着那件東西。如此一來,別人一看,便知一定是貨重的東西。例如你有一枚價值連城的戒指,很多人都會有盜取之心,你寫個標籤說“此地無銀三百兩”,這豈不是叫別人去偷盜?這句話即是說,因為物件太貴重,坐在馬車上都要背負它,因此招來盜賊劫奪,這是高亨教授頗具豐富想象力的解釋。古代有沒有這種想象?只有天知道。可能有人會接受他的解釋也說不定。

  一般的解釋,也是比較合理的解釋:一個地位低賤的人,競然坐在高資的馬車上,是否代表一個才能、地位低賤的人高踞在政府的高位?我覺得這解釋即使錯了,聽起來也較為合情合理。正因為非法可得到髙位,間接鼓勵人人也可用不正當的手段去奪取高位。當你顛倒是非、混淆黑內,奪得政權之後,你的做法就會鼓勵所有民眾都依樣圃葫蘆,結果整個社會將會是一片奪取之風,社會就混亂到極點,秩序蕩然無存。正是因為這樣,任何人也會和你爭取不合法的權益。

  跟着所說的兩個例子,即是“慢藏誨盜”和“冶容誨淫”,可以是比喻,也可以是實事。如果作為比喻來說,就是竊取高位的人不合法的做法,好像“慢藏誨盜”,別人會來奪取。或如“冶容誨淫”,人們就會討伐你、侵害你。這是因為你本身的作為帶來被奪、被伐的後果。聖人因此就說,歸根究底,盜賊之所以產生,是你自己的作為帶來的。雖然不知道盜賊成為盜賊的原因,但我知道你為何被盜賊奪取或侵害的緣故,這是由於你本身不正當的行為所致。這是儒家的主張,懦家從來不說別人,只說自己,只談我的作為會帶來什麼後果,而少說別人的作為如何影響到我。各位體會了這兩個推衍、引申的例子,不知你們有什麼感想?孔子教人,最喜歡用這種方法。例如我們隨便舉個例子,《論語》應是記載孔子言行最可信的一本書,《論語•八佾》記載了孔子有一個研究《詩經》有成就的學生叫子夏(卜商),他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這個女子輕輕一笑,更增加她面頰的美麗。眼睛朝人一望,使她的眼睛更加黑內分明。在白色的布帛或絲綢h,增添彩色的描繪。究竟《詩經》這三句詩是什麼意思?孔子回答:“繪事後素。”當我們閫圃,加上五種美麗的彩色,一定是要_在白色的布匹上。有了美麗本質的白色布匹(當時未發明紙,畫都是畫在布上的),畫上不同的彩色,這幅畫才特別漂亮。子夏聽后,得到啟發,就說:“禮后乎?”這樣說起來,老師所提倡的“禮”,應該是在(仁義?忠信?)之後才產生的罷?於是孔子說:“起予者商也!”“商”就是子夏的名字。商呀!你說這番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孔子又說:“始可與言詩已矣。”這樣才可以與你討論《詩經》,即這樣才是研究《詩經》的正確方法。兩師徒的對答,是指人需要先有忠信、美好的本質,然後通過這美好的本質,表現出來的禮才是真正的禮。正好比這個女子本身很漂亮,微笑就更漂亮,眼睛一轉,令人的魂魄都不存在,因為她有美好的本質,這些才能令她更美麗。好比畫畫,沒有好的白布作為襯托,你怎能夠塗出美麗的彩色?西施因為心不舒服,按着胸口,更惹人憐愛,“東施效顰”就嚇怕所有人。因此,沒有美好的本質去做事,是不可能做得好的。這番話說出了

  孔子認為“禮文”(即禮外表的形式)不重要,背後的“禮意”(即仁義或忠信的美好本質)更重要。

  這樣解詩,今人可能認為是牽強附會,但這就是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要求你能夠觸類旁通,通過具體的事件,引申了解其他同類、甚至不相關的事件,這樣你的知識才豐富、你的靈感才源源而來。這是文學藝術的方法,科學不應該用這方法,用這方法會有問題。這就是孔子的教學法,其實不只這一宗。《論語》一開始的《學而》中,另一個天才學生子貢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說:“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大悟,就引述《詩經》的句子說明他的觸類旁通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這是子貢根據《詩經》這兩句,說出學習的過程,精心要求更精心,細密要求更細密。好像我們雕琢玉器,切之、磋之、琢之、磨之,這才行。明白這是孔子教學的特色,你就知道用這學習方法是如假包換的儒家學者,道家學者不用這種教學方法和學習方法的。

  象數是從漢代發展的。漢代的學者認為《易經》是偉大聖人所撰的書,書中每個字背後都有象數的根據,所以用盡多種不同的象數理論體系,來解釋《易經》原文。結果他們為了要文字意義和象數吻合,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發展不同家派的象數學。到最後,由三國東吳的虞翻集大成,幾乎書中任何一個字都是與象數有關。甚至《繫辭傳》的文字也用象數解釋,只着重解象數而不是解釋義理,結果解釋往往就變得支離破碎。王弼反對這種學風,廢除漢朝的象數而說義理。但我們不能否認地說《易經》與象數無關,只不過是不能接受漢人那種繁瑣的解釋而已。所以後來漸漸就改良了漢代複雜的象數學,簡化了它,盡攝用《說卦傳》來作標準,盡最通過陰陽爻_的變化來解釋象數。到了宋代之後,雖然義理解釋《易經》變成主流,但仍有很多易學家認為不識象數,無法真正了解義理,所以仍用較簡單的、不複雜的象數來解釋。於是象數理論就由漢代的各家各派,以至《說卦傳》,以至後來發展的爻畫陰陽理論等,組成新的象數學,它們是較為簡單的。這些象數學,凡是解得通的,才應用來解釋經文,解不通就不解釋,不牽強附會,結果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家派。我現在所用的,只是一兩個家派之說。其實條條大道通羅馬,抽象的符號是讓你通過這些符號來想象。由於人人解釋不同、想象不同,就得出不同的象數,但如果大家都是學有根柢的,雖方法不同、解法不同,但結論應該很接近或者一致。這證明大家可從不同的方法,得出共同的合理答案,這在易學上是正常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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