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主要講的是什麼
《易經》位居五經之首。它主要講的是什麼內容呢?下面一起來看看!
《易經》是中國文化的元典，就是說《易經》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的一個載體。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到底花落何處、歸根於何處?這個答案在四書里有一些，在五經除了《易經》以外的其他四經里也有一些，但最終的答案是在《易經》里，這是我的一些認識。
《易經》的“十翼”相當於孔子的成名作，因為《論語》、《中庸》都是他的弟子編著的，而《易經》的“十翼”是孔子自己著述的一部著作，其中一定有代表孔子或者說中華民族核心社會價值和人文價值的思想主體。
到底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什麼?這是我今天下午想和大家分享交流的一個主要內容。名相上大家可能都有些認識，我的理解是：孔子是代表中國文化核心思想的一個人物，而他提出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易經》最終要表達的一個思想。儒家作為最主流的一個社會和人文學派，其帶給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社會和諧關係的一個基礎就是把自然、社會和思想統一，這是我們在這個時代去反觀《易經》影響我們兩千多年歷史的一個重要基礎。
《易經》本身有三個層面在演繹。現代社會和西方文化所認識的“變”的部份，所謂“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這種認識論，只是《易經》的一個過程，不是《易經》要表達的主題。我們看《易經》都是從變的角度去看，實際上《易經》的本懷到底給我們解釋了一種什麼狀態?到底《易經》要帶領我們去到一個什麼去處?這就是《易經》的“學”和“用”的一個關聯。
從“吉凶悔吝”到“元亨利貞”
整部《易經》的原文就講了八個字：“吉凶悔吝”和“元亨利貞”。“吉凶悔吝”的用，在中國文化里的一個主體就是“趨吉避凶”。“趨吉避凶”這個思想體系在中國文化的術術層面外化出來五術，就是山、醫、命、相、卜，這五個模塊都是在說明趨吉避凶。同有三和中醫就是“醫”的模塊，病了就用“醫”。而這五個模塊都是從“易”里產生的。
作為中國文化的元典，《易經》最根本的地方是在“元亨利貞”，但我們理解的“元亨利貞”和大家看到的“元亨利貞”是有差異的。“吉凶”這個概念一般是沒有差異的，常態里大家都認為“我想要的這個事就是好的”，“我不想要的那個事就是壞的”，在哲學層面上很容易理解：我想要的事來了就是吉，我不想要的事來了就是凶。
而“元亨”和“利貞”其實就是《易經》要告訴我們的那個東西，本質上《易經》是要我們知道“不變”的，它是從“簡易”、“變易”帶領我們到“不易”，我們學《易經》最終要學的是“不易”，不是“簡易”也不是“變易”。什麼東西是“不易”的?“元亨”是不易的，只有“元亨”了，才能“利貞”。
所以我們需要探討 “元亨”這個概念。一切萬物開始的地方叫“元”，也就是您與一切萬物相通的那個地方，通了以後就叫“元亨”。只有“元亨”才能“利貞”。每個人的生命都要“利貞”，而不是“吉凶”，也不是落於吉凶。如果避吉凶或落於吉凶，那就背道而馳了。這是《易經》最重要的核心思想。《易經》就是幫助我們從趨吉避凶、“吉凶悔吝”的狀態到達“元亨利貞”的狀態。“悔吝”就是後悔、反悔、猶豫、糾結等。
在儒家的定義里，“元亨”的“元”代表“仁”，“亨”代表“義”。“仁義禮智”就分別指代的是“元亨利貞”。《論語》里講的“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這個“歸仁”實際上歸的是“元”。什麼叫“仁”?“仁”在儒家文化里是有結論的，“人同此心”以後才是“仁”，而不是做好事。做好事好不好?好!但做好事不是“仁”，是分別。孔子給了我們答案：做好事還沒到“仁”，“仁”是原來的地方，也就是中國文化里的“悟道”，或者“見性”、“無我”，到了萬物發生的源頭，這個地方才是“天下歸仁”，也就是“克己復禮”，通過“克己”的方式“復禮”，通過“復禮”來“歸元”。
當我們歸回元點以後就“利貞”，所謂“貞”就是觀察、洞察、觀點、思想、行為、價值觀、整體觀。唐代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年號，一個是“貞觀”，一個是“開元”。李世民是非常有文化的，“貞觀”就是“無我觀”或說“不二觀”的狀態，是超越吉凶的。《易經》對我們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影響就是從“趨吉避凶”到“超越吉凶”，這是我們人生很重要的一課。
學《易經》的“學”就是要明白，“用”就是“貞觀之治”，這是我的理解。
中國文化是天文和人文並存的文化，這與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里，天文是天文，人文是哲學、宗教，而在中國文化里，人文和天文是一樣的。那麼聖人是在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里描述天文和人文呢?是在心物一元的狀態里，“心”是人文，“物”是天文，是在心物一元的狀態里看陰陽、法陰陽、指代陰陽。
從“簡易”、“變易”到“不易”
《易經》本身分三個模塊：簡易、變易和不易。“簡易”是易理的部份，“變易”是卦象的部分，第三個模塊是“不易”。我們都是用變化的視野去看變化，而《易經》是用不變的視野看變化。從參照繫上講，只有不變的才能顯現出變，能不能轉身，也就是《易經》能不能入門，就在這裏。如果我們以動態的思維或視野去看這個世界，以變看變，參照系是錯的，一定是霧裡看花;或者說是“二乘”，以幻看幻，以變化的吉凶去求變化的吉凶，沒有意義。在這樣一種思想誤區里，很多人學“易”越學越亂、越學越雜、越學越胡塗。因為不變是絕對的，變是基於不變的相對。
因此，《易經》是通過“簡易”、“變易”的描述來幫助我們實現“不易”，也就是不變。但我們被變化牽走了，活在變化里無可奈何。所謂中國文化的智慧就是“以不變應萬變”，以變化應變化叫聰明，甚至叫糊塗。
《易經》既有象術又有易理，既講到了天道的決定性，又強調了君子之道和人性的是非善惡，肯定了對自由意志的追求和人的智慧選擇。所以它是天道和人道並存的一個思想體系，因此中國文化的一個主題永遠是“和”，而“和”的主題則永遠是“天地人和”。強調人道的目的是為了說明人道復還天道，還複本來面目、天之本性，而不是幫助人道脫離天道，如果脫離天道的話，在中國文化里這就叫做“不歸路”。
《易經》里有句原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是賁卦彖辭里的一句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天主時，所以我們要與時俱進、“以察時變”，但我們經常“與事俱進”或“與人俱進”，這是我們行為的常態，跟着事走，或跟着人走，要麼跟着別人走，要麼跟着自己走。如何從“與事俱進”或“與人俱進”回到“與時俱進”呢?
我們再來看艮卦的彖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人生要做到時間止則止，時間行則行。中國文化講的是時間：中國文化的天文部份講天時地利，其人文部份一樣講的是時間，是以時為參照，包括中醫開方開的就是時方，我們要做到“與時俱進”，“識時務者為俊傑”，中國文化就是幫助我們“識時務”，其講的是時間、時令、時局、時候。
人的行為規範是以什麼為背景?我們經常以自己的訴求、願望甚至慾望為背景，所以經常會事與願違，我們的“願”是我們的主張，但忽視了“時”，我們的時間概念只是停留在幾點鐘，而沒有在中國文化表達的“時”里去思考我們做事應該以什麼為中心。時間是我們思考的中心，所以“天時地利”放在前面，“人和”放在後面，這是有次第的。
《易經·文言》里有句話：“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與天地合”才是德，《易經》對道德的結論是：依照道的行為才是德行。“與日月合”才是明，意思是明白的人是跟日月相通的。“與四時合其序”，四時就是春夏秋冬，或者東西南北都可以，在中國古代立法里，秋後問斬或秋後算賬是個實相，到了秋天才來干這個事，秋天以前先把你抓起來，“與四時合其序”在文化和社會行為裏面就產生了這樣一個結果。“序”就是秩序，人、社會、思想、行為都有秩序，文化也有秩序，我們是在遵循這樣一個循序漸進的生命旅程。就像每本書都有一個序，這個“序”代表書的一個流程。
最後才是“與鬼神合其吉凶”，吉凶是放在最後的，我經常講心裏有鬼才有吉凶。就是通過不得已而說的人間的吉凶，慢慢幫助我們“與四時合其序”，也就是與時間同步，然後“與日月合其明”，再高一點“與天地合其德”。所以《文言》把《易經》人文的架構和秩序講得很清楚。我們從吉凶的層面提高到遵守秩序的`層面，你只要遵守了秩序，就不會被天地所罰。
《道德經》的原文是“人法地，地法天”，但實際上經常是“天法地，地法人”，“人法地”是老子的境界，我們則是被地法人了還不知道，所以經常是被懲罰了才反思：我是不是哪裡沒有守秩序才被懲罰?在中國文化里，如果按秩序走，你肯定不會生病，你肯定不會不順，因為不順一定是有某種違逆，身也好，心也好，事情也好，主張也好，一旦產生違逆，必然就會有反作用，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人一旦失和，就會有災、有難、有病，如中醫講的寒暑失和，受了寒就要病，因為你受了寒就必然會受寒的因果關係，所以中國文化講的因果是不虛的，你只要這樣做，就會有這樣的果，你種了西瓜就得西瓜，種了芝麻就得芝麻。
從“吉凶”到“序”這一部份的用，我相信對在座的諸位都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們過去對吉凶是茫然的，甚至是賭的，不知道未來是吉還是凶，只有碰到事的時候才知道是吉還是凶。如果我們回到“序”的層面，萬物是有序的，人也是有序的，那麼吉凶就不會無緣無故地錯位，我們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數。所以第一個階段我們要思考怎麼樣從“吉凶”回到“秩序”，而從“秩序”再到“明白”、再到“有德”，那是後面的幾步。
《易經》講立天之道為陰陽，立地之道為剛柔。所以從立天之道，我們要法陰陽的方法、規則，“法陰陽”的儒家思想是安身立命的核心要素。